大悟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发源地

陈义万 何烨明

　　大别山精神是大别山地区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把握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传承弘扬好大别山精神，有助于我们赓续红色基因，汲取精神伟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近五年来，经过鄂豫皖三省党史部门、大别山精神研究领域资深专家共同深入探讨大别山精神，凝聚成大别山精神文本表述共识，即：“坚守信念、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不胜不休”。

　　其中，“坚守信念、紧跟党走”是大别山军民坚守革命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顾全大局、团结奋斗”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大别山英雄群体坚强的党性和使命担当的集中体现。“勇当前锋、不胜不休”是大别山人民坚守信念、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在精神气质上的体现。

　　大悟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鄂豫两省交界地带，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是江淮平原与大别山区的结合部之一。大悟县国土面积1986平方公里，辖2区和17个乡镇，总人口64万。大悟境内沟壑纵横，形成了澴河、滠水和竹竿河三条主要河流。山峦起伏，丘陵密布，分布有五岳山、大悟山、仙居顶五大主峰；墨斗关、大胜关、九里关自东到西排列，是中原地区进入大别山区的战略要塞。南宋宝祐末年（1258年），蒙古忽必烈率兵南征，自光山入大胜关。明崇祯八年（1635年）九里关、大胜关设巡检司。清末，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在九里关、大胜关鏖战十余年。近代以来，大悟地区西靠全国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广水站、杨寨站、卫店站沿大悟西部边缘自北向南排列，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堪称“大别山咽喉，大武汉门户”。

　　原新四军第五师代政委任质斌为《大悟风云录》第一辑（1986.06）写序言中指出：此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红军从北线包围武汉的前沿阵地，是歼灭敌人的理想战场。

　　一、大悟县的建制史，是大别山革命史的样本地区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悟地区一直是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主要或核心组成部分，革命历史从未间断，是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样本地区。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指出：“谁如果想写中国现代史这部大书，就少不了大悟作为活生生的参考资料。懂得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是非常热爱、深深理解这个地区的”。

　　1、大革命时期，大悟地区是大别山最早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1922年，张书田、谢甫生等就在武汉中学加入共产党。1923年起张书田、郑新民、刘家练等一大批在外共产党员，回乡秘密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5年就建立了县境内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汪洋店党支部。至1927年春，大悟地区党支部遍布每个集镇，1928年就建立了中共汪洋店区委、夏店区委、河口区委、仙居区委和宣化店区委。

　　2、土地革命时期，大悟地区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主要发源地之一。

　　1927年8月，李树珍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和海陆丰起义。11月，徐海东在水竹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农民自卫队，随后参加了黄麻起义，编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底，徐海东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张书田领导汪洋店“年关暴动”、郑新民领导“宣化店起义”、卫祖圣领导“芳佳畈暴动”，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使宣化店根据地与柴山堡根据地连成一片，对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3月16日，宣化店河滩，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宣化店起义领袖甘元景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6月29，徐向前指挥红一师打响阳平口伏击战，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歼敌一个整团。8月22日，大别山地区红军主力第一军第一次集结会师作战，在四姑墩地区歼敌两个整团。1931年3月9日，红四军在双桥镇全歼国民党一个整编师，活捉了师长岳维峻，夺取了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巨大胜利。1932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壮烈牺牲。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姑墩集结，鄂豫皖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西进川陕边区。在此过程中，大悟地区人民群众在党组织带领下，组成陂孝北独立团、河口独立团、罗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成建制补充进红军主力部队。至1949年建国后，从红四方面军中走出19名大悟籍开国将军。

　　1932年11月，徐海东带领红九军二十七师，参与组建红二十五军，是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在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时期，大悟地区在罗陂孝特委领导下，组织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划区清剿”。建国后，从红二十五军中走出了15名大悟籍开国将军。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何耀榜领导下，大悟境内的罗山教导营与河口特务营合编为独立团，东进皖西，编入红二十八军。1936年8月，红二十八军二二四团一营，在新城镇老山寨打跨国军一О二师一个团，歼灭一个营。游击在大悟地区的“鄂东北独立团、便衣队”运用“四位一体”的策略，在残酷的反“围剿”中始终坚持战斗。建国后，从红二十八军中走出了2名大悟籍开国将军。

　　3、抗日战争时期，大悟山是鄂豫皖湘赣抗战指挥中心。

　　1938年3月，分驻于宣化店和黄陂站的红二十八军一个营和鄂东北独立团，在顾士多的带领下，集结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3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第一次来到大悟山，察看了地形，准备在大悟山建立根据地。1941年7月后，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进驻大悟山下白果树湾，鄂豫边区党委机关进驻盛家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进驻南冲徐家塆。一直到抗战胜利，大悟山成为是名副其实的“抗战小延安”，在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等同志带领下，创建了以大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率领边区军民英勇抗击日伪军，反击顽固派，边区军民先后抗击了近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的进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和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各战场的作战，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解放战争时期，宣化店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194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和中原行政公署移驻宣化店。6月26日，面对国民党30余万大军的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36天艰苦卓绝的奋战，分路突出重围，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正如当年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家副主席王震所指出的那样，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

　　中原部队离开大悟后，大悟人民在大别山工委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迎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12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黄站镇红联村王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将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分成前后两个军事指挥所，分路打击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使中原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最后埋葬蒋家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质斌指出：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从未在大悟山区熄灭，每座山峰都飘扬过革命的红旗，留下了红军、新四军、解放军的脚印，洒满烈士的鲜血，处处流传着党和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

　　1933年1月，为了扑灭鄂豫边区革命力量，国民政府采取“增设县治、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加强反动统治，拨河南省罗山，湖北省黄陂、黄安、孝感四县边陲地带建置礼山县。1952年9月，党和国家为了表彰大悟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卓越贡献，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备案，将礼山县更名为大悟县。可以说，大悟县建制史就是一部大别山革命史的缩影，没有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闹革命，就没有大悟县。

　　二、大悟地区的群众，是人民军队发源的坚实根基

　　在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大悟地区不仅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人民军队成长和发展的沃土。在这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同铸就了不朽的革命精神。

　　1、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先革自家命，全村全族当红军”，支持了大别山主力红军的崛起。

　　大悟地区张书田、丁彩光、刘家练等早期革命先驱，“革命先革命自家命”，平自己祖产，开自家粮仓，分自家田地给贫苦农民，让“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深深扎进了人民群众的心头，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戴。翻身的贫苦农民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全村全族干革命，兄弟争先当红军，大悟境内到处都是红旗招展，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1929年12月23日，徐向前带领红三十一师转至夏店，组织群众，打开松林、高家咀、范家畈、段家塆等地10余户土豪粮仓，脤济百姓。1930年5月，郑新民领导的赤卫军打到彭店、余河，在夏店与红一军第一师会合，在红一师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进行了整训。5月27日，红一师出击新街吴家大畈，消灭民团450余人，战后移驻夏店休整待机。6月29日红一师主动出击，设伏阳平口，歼灭敌军郭汝栋部一个整团。在这半年时间，红一师由700余人扩编至1500余人，由过去松散的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红军主力部队。

　　1932年国民党礼山县建置以后，在蒋介石“民尽匪尽”方针指引下，很多村庄变成无人区。黄站镇李陈洼有27户人家，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村庄3次，但人民群众前仆后继，先后有32位青壮年参加革命，30人牺牲。徐海东家族积极参加革命，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为革命流血牺牲达70多人。根据《中共大悟县简史》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全县28万人，先后参加革命活动者达16万，有7万名英雄儿女为革命流血牺牲。1979年编写《大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县籍烈士7338名，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烈士6395名、抗日战争时期烈士563名、解放战争时期烈士196名、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烈士140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烈士44名。英名录中有县团级以上干部214名，1985年至1987年，县委、县政府按中共中央有关规定精神，查清革命战争年代“地下”共产党员840人，历次“肃反”错杀人员2563人，全部恢复名誉。

　　2、抗日战争时期——“献草借粮 拥军支前”，支撑起“抗战小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大悟县境内建立了三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礼南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在大悟山徐家湾；罗礼应县县政府设在刘杨家塆；安礼县县政府设在四姑墩。1941年7月起，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鄂豫边区党委、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先后进驻大悟山，至1945年9月上旬，新四军第五师按中央“绾毂中原”的指示，从大悟山撤离，驻扎时间超过四年，大悟山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小延安”。把鄂豫皖湘赣抗战指挥中心放在大悟山，除了战略上的优势外，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悟地区是老苏区，人民群众接受过党的先进思想教育，阶级觉悟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从未熄灭。留在东大山、西大山、四姑墩、大悟山、韩相寺等地的地方武装，分别在孙保元、刘海山、钱运华、张家良、黄大智、魏金德等人的领导下，组建了8支抗日游击队、便衣队，在全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寇，为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壮大提供了优质的兵源。据大悟县档案馆记载，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中原突围战役，仍在家乡生活的老战士有4800多人，到县民政部门登记领取了有关政策补助。另外，大悟县档案馆珍藏了多本新四军第五师献草证、借粮账本，见证了大悟地区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第五师力所能及的支援，谱写出了拥军爱民的厚重篇章。

　　3、解放战争时期——“缸里匀米、锅里匀饭”，支援了中原军区部队。

　　中原突围前夕，无理拒绝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主力合法转移的国民党当局，在30万大军压境不断进攻的同时，还对中原部队极力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导致中原地区军民生活极为艰苦。中原军区部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减轻群众负担，决定从1946年4月1日起停止向民众借粮。子弟兵不畏强敌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开明士绅李华廷提议“缸里匀米，锅里匀饭”，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部队，郑位三政委亲笔题写的一块“民为邦本”的金字匾额赠给当地群众。大悟地区的群众还主动推广野菜代粮经验，举办野菜展览会、办墙报，贴上野菜菜叶，以便辨认区分各种有毒野菜和无毒野菜，并介绍去苦涩味的方法。在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前夕，礼山县委组织人民群众配合中原部队转移伤病员及干部。伤病员所经之处，群众自发地送鸡蛋、花生等慰问，夜晚让出房间给伤病员住宿，亲切招待，给伤病员喂饭、送水、煮药。配合中原局组织部，以宣化店、九房沟和王家店为起点，对干部化好装后，进行实地演练，先后分期分批化装转移120余名干部。大悟人民子弟兵英勇作战，在中原突围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突围史》记载大悟籍干部有21人，其中参加中原突围战役、创建根据地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有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志坚、鄂东独立第二旅副旅长何耀榜等12人；在中原突围中牺牲的区营以上大悟籍烈士就有豫南独立八团政治委员武刚等4人；以及中原突围前夕受组织安排化装转移5人。

　　三、大悟籍先烈的事迹，是大别山精神的生动诠释

　　大悟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陈海松、熊厚发、杨松、谢祥军等7万多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走出了徐海东、刘华清、聂凤智、程世才、周志坚等37位开国将军，在这些大悟籍先烈光辉的革命历程上，生动地诠释了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

　　1、何耀榜、刘华清是大别山将领“坚定信念、紧跟党走”的标志性人物。

　　坚守信念、紧跟党走，是大别山军民坚守革命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从大悟县宣化店镇王庄村走出的革命先烈何耀榜，一直战斗在大别山区，经历了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堪称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是大别山一杆不倒的红旗。

　　何耀榜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宣化店起义后历任赤卫军班、排、连、营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后，时任罗山独立十二团团长何耀榜服从组织安排，留守老苏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中任七十四师二二二团长，坚持斗争。1934年11月，何耀榜奉命担任鄂东北道委副书记，保存革命种子，坚持游击斗争。12月，鄂豫皖留守的红军游击队重建红二十八军，何耀榜先后任豫东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长兼政委、中共皖鄂特委书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何耀榜历任鄂东地委军事部长，鄂东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鄂豫边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坚持抗日游击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1946年6月26日，举世瞩目的中原突围拉开序幕，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何耀榜任中原军区独立二旅副旅长，完成掩护主力西去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决定独二旅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坚守中原战略要地，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敌人的残酷追堵下，独二旅失去团、营、连建制，各部分散游击，二三十人一股，完全便衣化。长年钻山沟，爬山洞，立风雨，何耀榜关节患上严重风湿，入冬后，加上雪中卧，冰上睡，病情陡然加剧。站立的时候，何耀榜需要依靠拐杖行走，紧要关头，只能靠警卫员背着转移。国民党军队叫嚣要消灭共产党的游击队，可半年时间过去了，收效甚微。何耀榜派突击队员深入虎穴，利用敌人设赌唱戏之机，镇压了三县联防指挥部副指挥杜定廉。

　　毛泽东主席从国民党的广播里听到杜定廉被打死的消息，断定大别山的游击队还在顽强地坚持战斗，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要求在延安的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尽快派人联系，并要求一定要坚守住这一战略支点。

　　1947年8月29日，何耀榜在红安七里坪和刘邓大军会合。刘邓首长把何耀榜留在部队当参谋。全国大反攻的号角吹响了，根据战略需要，刘邓大军离开鄂豫皖地区回师北上。这时，刘邓首长决定再次留下何耀榜在大别山坚持几个月。行走极为困难的何耀榜，又开始了坚守大别山的革命生涯。一直到1948年5月，何耀榜病情恶化，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派人将何耀榜送到华北，他才结束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1959年7月，由何耀榜口述的史料《大别山上红旗飘》出版发行，首印五万册，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向人们展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展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精神风貌，教育和影响了共和国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从吕王镇刘院村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被称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青年时代就确定的人生目标：坚决听党话、铁心跟党走。长征时，他参加独树镇战斗腿部负重伤，组织上明确伤员可以就地安置，但他态度坚决地说，“给100块大洋也不留下，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中”。就是凭着这种跟着红军、跟着党的决心，他忍着剧痛、拉着马尾巴追随大部队行军。

　　2016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从一名儿童团长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组织分配他做什么工作就做好什么工作，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2、徐海东、陈海松是大别山将领“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楷模。

　　从新城镇黄家窑走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能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听指挥，顾全大局讲团结，大公无私讲奉献。红二十五军长期孤军作战，艰苦卓绝。但徐海东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却能主动策应全局。1935年7月，红25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徐海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随后红25军逼近静宁县城，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25军。“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曾这样动员部队。一个人的重量，对手的评价或许更有说服力。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在给杨虎城的手令中说：“……将来成大患者，恐为徐海东也。”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攻击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标志着以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为特征的张国焘路线已发展到顶峰。11月2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在延安甘泉地区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有鉴于同四方面军会师的沉痛教训，能否与红十五军团搞好团结，直接决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落脚，直接决定党中央能否在西北苏区建立领导全国大革命的中心，直接决定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之前途!此时，贫瘠苦寒的陕北冷风瑟瑟，寒气逼人。还未站稳脚跟的红一方面军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筹到粮被，让战士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解决过冬被服、部队给养等问题，后勤部长杨至成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大洋了。当时红一方面军有7000多人，要想渡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张借条交给杨至成：“你拿着去找徐海东想想办法吧！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随后他又嘱托道：“你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海东同志为难！”但在朴实坦诚的徐海东心中，从来就没有狭隘的军阀概念，天下红军是一家，是自己的阶段兄弟，没有小圈子，更没有山头的观念。自己的家底只有七千大洋，毫不犹豫的拿出五千大洋，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

　　1935年11月3日，中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统辖整个陕北红军。对两军会师后的整编，徐海东和程子华等红十五军团领导，听党指挥，坚决服从党中央的两军会师整编，保证不发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并积极要求中央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央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等一批高级将领到红十五军团任职，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十五军团的指挥。徐海东与程子华还大力补充人员和弹药，要求每连抽出三挺机枪和若干枪支、衣物、布匹、医药用品等送给中央红军，集中部分在劳山、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战士，编入红一军团。这使得两军会师后整编为红一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大提高。

　　从黄站镇李陈洼走出的我军军史上最年轻的军级将领陈海松，16岁参加红军，因为智勇双全，20岁被提升为红九军政委。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时，毛泽东见到他后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年轻，但没有想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到这种程度”。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发生严重分歧，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以武力胁迫中央，９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张国焘秘密命令陈海松率领两个主力团“劝”红一方面军南下。陈海松对张国焘的命令阳奉阴违，看到河水上涨，严令过河部队火速返回，果断停止阴谋的执行，部队没有异议和异动，避免了两支红军发生正面冲突。红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后，陈海松讲大局，识大体，讲团结，尽最大努力照顾被裹挟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等一方面军干部。

　　1937年3月12日，为掩护总部和兄弟部队安全转移，身为政委的陈海松，主动率领九军余部和妇女独立团在甘肃省临泽县梨园口与马家军阀激战，顽强阻击数十倍于己之敌达六七小时之久，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3岁。正是由于陈海松带领极为有限的兵力拼死阻击敌人，为西路军总部、红三十军和红九军机关人员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1937年5月，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

　　朱德总司令为红军失去一位出色的高级指挥员而深感痛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多次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干部，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熊厚发、聂凤智是大别山将领“勇当前锋、不胜不休”的优秀代表。

　　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与徐向前的指挥风格分不开。每次战斗，徐向前总是冲锋在前，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徐向前元帅回忆：阳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红一师早期主要在平汉铁路沿线活动，也深深教育了大悟地区的革命将士，在烽火的峥嵘岁月，坚定走在革命的前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前仆后继。

　　从宣化店甘塆走出的红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16岁参加红军，先后参加红四军双桥镇战斗，红四方面军七里坪战斗，任主力团营长。1932年底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率先把红旗插上通江县城头。1934年9月，熊厚发任红四方面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在反四川军阀“六路围攻”中黄猫垭战役，强渡嘉陵江，猛攻剑门关，长征中包座之战，熊厚发率领所部是红四方面军头等主力，勇当开路先锋，一马当先，一路凯歌，不胜不休。在西路军时期，熊厚发率部夜渡虎豹口，激战一条山，血战凉州永昌，苦战临泽倪家营子，都是一路血战，苦熬坚持。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撤退到祁连山中，为了不给前进中的部队增加拖累，左臂负重伤的熊厚发坚持留下游击。在分手时刻，熊厚发给组织提出最后的请求，给他写一封共产党员介绍信，军政委李先念含泪给他写下了介绍信。1937年的3月22日，熊厚发师长在祁连山不幸被俘。因为他所率的八十八师，对敌人的打击和杀伤最厉害，马匪恨透了红八十八师。这群灭绝人性的野兽，把熊厚发同志押解到青海西宁，惨无人道的马家军阀用大炮轰炸熊厚发师长……

　　从吕王镇花桥村走出的开国中将聂凤智，15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作为战士，他冲锋在前；作为指挥员，他的部队亦冲锋在前。孟良崮战役中，他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从山下打到山上，最先把红旗插到山顶；济南战役中，他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把助攻改为主攻，第一个突入市区；淮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攻克了碾庄，为淮海大战立了头功；渡江战役中，在第三野战军的战线上，还是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纵第一个突破长江天险，拉开解放全中国的帷幕。抗美援朝战争中，1951年9月，时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聂凤智将军奉命率领华东军区空军组建轰炸指挥部赴朝参战。聂凤智两次赴朝参战，执掌志愿军空军最高指挥权10个月，指挥了大小数百次空战，对占绝对优势的美国空军以有力的打击，确保了我军的交通运输线和重点目标，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为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二十八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年代，大悟地区革命历史从未间断，无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谷，大悟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党组织的活动从未间断，武装斗争从未停止，革命的红旗一直高高举起，一直是重要或核心组成部分；大悟地区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大悟走出的革命先烈英雄事迹，也生动地诠释了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

　　（来源：孝感日报 作者：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会员；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