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历史地位研究

李福珍

　　黄麻起义是以大革命后期黄安、麻城两县农民群众广泛动员，反抗土豪劣绅和红枪会的武装斗争广泛开展为基础，经历9月暴动之后，湖北省委直接领导，集中两县农军和农民群众，单点突破、集中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其一举攻占黄安县城近一个月、建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成功之举，在起义总指挥和黄安县委书记壮烈牺牲、黄安县城失陷后，以72人的党员和武装骨干游击转战于黄安、麻城、黄陂木兰山和黄冈等地长达5个多月的顽强坚持，尝试并开始在鄂豫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的艰辛探索，成为湖北革命斗争从单纯的城市、农村武装暴动，到深入农村地区开辟武装割据区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光辉起点，也成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红军的红色火种。中共湖北省委结合黄麻起义的斗争实践，对推动湖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一系列思考，具有开创性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土地革命斗争新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黄麻起义是秋收起义之后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黄麻起义的发动，正值八七会议后党领导以两湖为中心、湘鄂粤赣四省为主体的秋收起义告一段落，全国集中爆发的武装起义暂时平息之时。经历了初步武装斗争实践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总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重新部署的全国性暴动，继续推动土地革命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此时，中共湖北省委已经领导了以鄂南为中心和模范的全省秋收暴动，暴动范围遍及鄂南、鄂东、鄂中、鄂北等区数十个县，参与群众达数十万人，党的组织既承受了暴动倏忽而起而又迅速跌落的挫折和考验，同时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在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十月工作计划，提出新的斗争策略，指出全省总的暴动时期已经过去，目前的工作是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发动有组织的暴动，现在应普遍杀戮土豪劣绅、抗租抗粮抗捐抗税，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在可以攻城或占据数县的地方，应当“坚决领导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应特别注意公安一带之暴动农民，至最西之施、鹤七县发展之农民之战争，潜江、监利、天门、汉川、鄂中等县的农民，应当继续骚扰至暴动创造一独立割据局面，麻城、罗田、黄安以及京汉路之应山、德安，鄂北之襄、枣均应如此。”

　　10月26日，湖北省委第八次常委会作出《目前紧急争斗决议案》，决定在全省加紧开展游击战争，准备组织群众性武装大暴动，“占据县城，创造几个割据的局面，实现乡村农民政权”。

　　该计划和决议案的总体思路，基本上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两湖、广东等秋收起义中心区今后斗争的指导方针，但同时又依据湖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意见，这是未经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的地方组织较早提出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和“武装割据”的这一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既是基于秋收起义后湖北革命斗争开始具备在农村纵深区域发展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是湖北党组织推动全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急切需要。

　　在此方针指导下，随着对黄麻两县斗争情况了解的不断深入，中共湖北省委对黄麻两县成功举行武装暴动寄予较大希望。十月下旬，湖北省委先后派出参与鄂南秋暴领导工作的汪玉堂、符向一、刘镇一、黄赤光（未到职）、吴光浩等一批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至黄麻和黄冈地区了解情况，巡视、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湖北省委以黄麻起义为中心发动新的湖北地区武装暴动，其准备和发动工作均在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进行，却较完整体现了扩大会议的精神要求，“湖北农民暴动问题已经超过这次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范围，如现在之黄安问题”。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基础和主体，没有正规部队参与，由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发动的黄麻起义成功举行，及其后探索以游击战争开辟割据区域、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斗争进入以武装割据、开辟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和标志，也是党领导的全国农村武装斗争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黄麻起义创造了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的成功典范

　　黄麻起义从开始谋划，到具体发动和正式爆发，时间不过短短半个月，其高效组织和巨大成功，在全国并不多见。此时，鄂中、鄂东等地原计划同时发动的武装暴动未能发动，黄麻起义在湖北省委部署的新的武装斗争高潮中一峰独起，具有多方面的独特和成功之处。

　　（一）集中两县革命力量的统一行动及其广泛群众性

　　黄麻两县革命力量的密切联系和斗争的广泛群众性，开始于大革命后期两县北部农村革命斗争的广泛和深入发展，及在反抗河南光山红枪会的武装斗争中的联合行动。大革命失败后，两县北部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也未完全沉寂。9月秋收暴动虽由于国民党军队进驻而告休止，但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仍蓄势待发。据黄麻两县报告，十月间麻城县城北六十里之乘马岗人民自卫军有枪百余支，能组织和影响的群众达二万人，能发动参加斗争群众的达一万人。黄安县七里坪、紫云等地有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支。两县北部地区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极为高涨，与土豪劣绅、红枪会等反革命势力的紧张对峙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这种广泛的群众性还根源于黄麻特委、黄麻两县党组织的高效组织和发动。受湖北省委委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等于10月下旬前往黄麻地区，随即组建以符向一为书记、刘镇一、吴光浩及黄麻两县县委书记为委员的中共黄麻特委。11月3日黄麻特委、两县县委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同时成立以潘忠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以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黄麻起义；以潘忠汝为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为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会议以改组党组织、迅速发动农民群众、加紧发展和训练农民自卫军、义勇队为中心工作，对起义做出周密部署。会后符向一、刘镇一分别巡视麻城、留驻黄安工作。潘忠汝带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在潘家河一带进行整训，吴光浩带领麻城农民自卫军在北河界一带进行整训；吴焕先负责三堂红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吸收约千人的新会员；戴克敏、王志仁等分赴黄安七里、紫云、城区、高桥等地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贯彻文昌宫会议精神，调整部分区党组织。戴克敏、曹学楷对七里、紫云、城区农民义勇队进行整顿和扩编。麻城党组织由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负责，组织一批勇敢坚定的党团员，深入各区乡组织、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地主反动武装，夺取枪械，进一步发动、武装群众；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在吴光浩的领导下，一面积极投入军事训练，一面发展农民义勇队，并按照部队正式编制进行整编和训练；为解决起义农民的武器问题，在大丰岭和十丈山办起兵工厂，燃起的烘炉昼夜不停赶制来复枪、撇把子枪、刀矛等武器；妇女则聚集起来，十丈山办起兵工厂，燃起的烘炉昼夜不停赶制来复枪、撇把子枪、刀矛等武器；妇女则聚集起来，为起义军赶制赤化带、绣制红旗。在较短时间内，黄麻两县特别是临近河南光山的北部山区，农民群众已广泛发动，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不断发展并获初步训练。起义爆发前，黄麻特委根据黄安县内国民党驻军情况，实施两县农军集中攻打黄安县城、单点突破的武装起义模式，客观上造就了起义力量相对集中和广泛群众性。

　　这种广泛的群众性，在黄麻起义具体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起义的策源地黄安县七里、紫云两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两万人，合计县南高桥、詹店、桃花、永和、八里等区赶来参加攻城的群众，共达3万余人。在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大会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阅兵式上，攻打八里、桃花等地红枪会及第一次打退进攻黄安县城之敌等重大活动和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或欢天喜地参与盛会，或荷戈执矛助威参战，浩大的群众场面，形成了宣传动员群众、汇合凝集革命力量、鼓舞革命斗志的强大声势，具有强烈的政治威力和革命震撼力。

　　黄麻起义过程中黄麻两县群众群起响应和参与、勇猛斗争的群众性场面，当年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戴季英记忆犹新：“11月13日，在中国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的指挥下，黄麻工农武装攻城起义的壮举开始了。动员起来的群众约20万，配合自卫军攻城的群众约两万，实际上黄麻两县当时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出动了，呈现天翻地覆势不可遏的革命暴力。”起义农军占领县城后，“黄麻到处杀猪宰羊，户户张灯结彩，广泛进行各种庆祝活动。七里、紫云、桃花、高桥、乘马、顺河等地，分别召开了武装检阅大会，举行声讨蒋介石的游行示威。群众革命情绪澎湃，到处赶制武器、军装、红带、火药，到处听着‘拥护共产党’‘是黑脚杆子的天下了’‘穷人伸腰了’。每个乡村城镇，日夜都在紧张地开会，到处可以看到男女老少喜形于色，熙来攘往。”

　　黄麻特委、湖北省委在黄麻起义情况报告和工作总结中，多次提到或大力宣传这次起义的群众性场面，指出黄麻起义是“群众暴动”，“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暴动，这回暴动是群众的自发英勇斗争。”

　　（二）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及其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农民群众参与武装斗争的广泛性、武装斗争和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在大革命后期的黄安、麻城两县革命斗争中已初见端倪。大革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黄麻两县农村革命斗争逐渐演变为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控制的反动红枪会频繁爆发的武装对抗，革命斗争逐渐向武装斗争的形势转化。在黄安县党组织领导下，紫云、七里、仙居等区农民群众和农民武装与红枪会展开拉锯战，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战争”，农民自卫军的数量不断增长，农民手中的长短枪和自制的刀矛、来复枪等枪械不断增加。农民群众在激烈的武装对峙中被广泛动员并经受锻炼，党组织和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武装斗争的经验不断丰富。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9月中旬，黄麻两县党组织重建以发动和武装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反动武装为主要任务的防务委员会，加紧组织和发展农民义勇队作为发动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义勇队不脱离生产，每乡设大队，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若干小队，一村一个小队，人数不等，由县防务委员会统一指挥。9月暴动发动后，由于国民党第三十军进驻而告终止，但两县农民革命力量并未受到大的损失。正是掌握了两县保有较强群众力量和群众武装等情况，湖北省委极其敏锐、迅即决定领导发动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过程中，黄麻起义农军先后进行攻占七里坪、攻打黄安县城、打击八里和桃花等地红枪会及打退国民党军队对黄安县城的第一次进攻等系列战斗，武装斗争频繁而激烈。除农民自卫军、义勇队等起义的武装骨干外，数量庞大的半武装的农民群众参加起义，成为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黄安攻城战以数千农民自卫军、农民义勇队员为骨干，但众多没有正规武器的农民群众也手执刀矛、锄头、钉耙等简陋武器和农具紧随其后，形成了一支武装和半武装混杂的庞大队伍，这样的一支农军战斗力虽极难与正规武装相提并论，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早期武装斗争及武装力量和人民军队创建、发展的普遍而特殊的重要方式。这一方式，在湖北地区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反映了湖北党组织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关于黄麻起义武装斗争的广泛性及其与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省委的相关报告中也有很多具体描述。“防务会和义勇军现在黄安已经普遍了北乡至七里、紫云两区，而发展到城区、桃花区甚至极南端之八里区”，“义勇军是含有军队色彩之组织，每个义勇队员都有来复枪一支及管刀一把，以为冲锋陷阵之用。每乡至少有义勇队二十名，到临战时刻全乡男子都武装从征，甚至女人亦拿竹竿之类的武器在后面‘呵火，呵火’喊杀”；在打退国民党军第一次对黄安县城的突袭战中，从七里等赶来县城支援的“武装农友络绎不断的到了一万多人，差不多将个小小的黄安城塞满了”。“黄安广大的农民群众激战三十余次，暴动成功，占领县城，建立农民政府”；“最近湖北农民革命运动，更有惊人的发展，黄安县城被农民占据一月之久，建立了县的政权，组织了有系统的工农革命军两万人。实行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及革命兵士，杀戮地主豪绅约五百余人，目前黄安县城虽被任应岐以一师以上之兵力攻破，然农民仍在北向一带与任军相抗，并缴任军枪械五百余支，任军不独不敢逼近，且将退出县城”；“据黄安来人说：农军主力为自卫军，系合麻城自卫军而成，有好枪百十支，次的三十余，盒子炮四十支，次为农民革命军，有来复枪千余支，编为一团，余则有刀枪的农民约六万余人”。

　　鄂东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黄麻两县在区一级成立武装指挥部，党组织开展地方工作以“武装群众为中心”。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义勇队在攻占黄安县城后的全盛时期，已发展到4万人。

　　（三）建立革命政府和人民军队，构成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完备形态

　　建立革命政权和工农革命军，以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为支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性武装起义的基本要求，也构成了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完整形态，是衡量武装起义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黄麻起义农军占领黄安县城后，18日即在黄安县城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政府有委员9名。在数万农民群众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满怀激情宣读《黄安县农民政府施政纲领》《大会通电》和《告民众书》，发表激情洋溢的就职讲话，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黄安农民政府代表农民群众利益、为农民群众谋利的鲜明政治立场和政治宣示，充分展示了黄安县农民政府的人民政权性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它是宣言书、是动员令，在黄麻两县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武装起来、投身武装斗争、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革命狂潮。

　　鄂东军有战士300余名，建立了组织严密的领导机构。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一路军，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军；潘忠汝为鄂东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吴光浩为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汪奠川为鄂东军参谋长。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鄂东军实行党代表制，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军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军党代表。这也是武装暴动建立的工农革命军中较早明确实行党代表制的农军队伍，是工农革命军从自发半自发的群众性武装，为适应军事斗争不断扩大和深入需要，逐步实现正规化、转变为正规人民军队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黄麻起义过程中湖北省委结合斗争实践的系列思考，具有重要开创价值

　　国民党军队于12月5日攻陷黄安县城后，黄麻特委和黄麻两县党组织主要成员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先后从县城往北退至七里坪、麻城太平寨一带，于12月下旬到达紫云木城寨召开会议。为减少中心区损失，会议接受吴光浩的建议，决定将部队转移至紧邻黄安的黄陂木兰山区活动。在此过程中，湖北省委密切关注黄麻起义的斗争情况，先后发出三封指示信，并派关学参、魏人镜至黄安传达指示精神。关、魏因黄安县城失陷而均未能与黄麻特委和黄安县党组织、鄂东军接上关系，其后省委又派刘镇一从武汉直接上木兰山传达指示。按照省委指示，鄂东军坚持斗争，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保存了党的部分核心骨干和宝贵的武装力量，开始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湖北农村革命斗争进入创建农村割据区域和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此期间，湖北省委结合黄麻起义的斗争实践，对开展全省农村武装斗争进行深入思考，直接推动了由黄麻起义开始的湖北割据区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推动了全省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关于建立脱离生产、能自由调动的革命武装，逐步实现军队正规化的思想

　　在黄麻起义农军占领黄安县城之后，11月27日召开的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全省军事工作和今后工作方针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指出，湖北“凡是农民斗争胜利或已成立工农政府之地，即应组织成立工农革命军，更要使农民普遍的有武装以外，应当有自愿军，即是将来红军之形式，如黄安、公安等处即可成立工农革命军”。为此，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湖北省委改选期间暂代湖北省委工作）在12月11日给黄安县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应“立即在乡村的防务会中，号召自愿的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红军）。工农革命军是自愿军制，设党代表，军队是可以任意调遣到县的”；马上准备缴任应岐军队之械，“成立正式的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所缴之枪散之农民个人所有”，同时，“即刻将现金、粮食、力量等集中起来，凡在乡村中没收的现金、粮食等，即归乡村的农民代表会，再抽百分之几十到城市的工农民代表会，即作为工农革命军之粮”。罗亦农的要求和湖北特委的指示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个人自愿参加、可以任意调动、统一指挥的正式革命军队——红军的建议，以及与之匹配、建立革命军队粮食供给等后勤制度等相关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以工农革命军等农民武装为主体和基础，将其逐步改编、发展为正规革命军队，以适应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的武装斗争需要的最初设想。

　　为了适应这一需要，12月12日，湖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黄安需要派遣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才，同时也需要“勇敢士兵干部一、二十人”，提出向黄安派遣军事干部、加强军事工作等军队正规化等相关问题。

　　湖北省委关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建设的思考，随着斗争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在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陈乔年指出，“工农革命军不能随便命名，而是要在占据广大区域后，即开始组织，但要避免农民革命军之名目。如此次黄安称农民政府是错误的 。工农革命军中之长官亦要工农分子，工农革命军必须能调迁，黄安此次之农军即不能调动，而只是杀土劣，因之不能反对军队，以致失败。党代表有指挥军队之权。”

　　（二）向外发展，不以攻占一城一地为主要目标、开辟广大割据区域的思想

　　1927年10月底，湖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汇报、总结湖北秋收暴动经验、制定全省工作计划及发布《目前紧急争斗决议案》时，首次集中提出了在全省已经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割据区域的思想。黄麻起义的成功举行，及黄安县城失守后鄂东军被迫南北转战的斗争变化，使湖北省委关于武装割据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和深化。

　　中共湖北特委继在前一天给黄安县委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后，马上于12月12日发出第二封指示信，强调指出，应尽快“造成割据局面”，“因此再重述一遍，兄处开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应不分界限，河南光山、商城等各县农民代表亦须参加，并派代表到各地鼓动暴动，很快的要造成鄂东割据局面。”次日，湖北特委以此为指导思想，向全省发出通告，指示“在鄂东要造成割据的局面。以黄安为中心，向麻城等处发展。在黄安要立即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得知黄安县城失守、鄂东军被迫辗转游击时，经改选成立的湖北省委于12月25日向黄安（麻）特委发出第三封指示信，指出未能及时联络、发动城南各乡及临近各县群众、继续发动和扩大武装暴动，造成广大区域的割据，是黄麻起义最后失利的根本原因，现在的工作“应该是向麻城、罗田发展，而与黄梅暴动联络，在麻城、黄安及河南商城一带，造成割据的局面”，“不必用尽力量先攻黄安县城，而是反攻黄麻四乡的反动势力，发展四乡的农民暴动，一面组织小股游击队，到四乡杀土劣，造成赤色恐怖，使军队不敢下乡；一面马上召集黄安、麻城、罗田、商城各县农民代表大会，鼓动农民，并派人到各县发动农民群众”。

　　在总结黄麻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湖北省委在全面部署湖北武装斗争、布置全省年关暴动时要求：“现在外县尽可能的立即发动暴动，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的局面”，“各县尽可能的立即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现在我们有较大势力的地方开始，发展扩大至各县，不要一开始就攻县城。”

　　湖北省委关于开辟割据区域的基本思路是，暴动一开始不必以攻占县城、据守重要城镇为中心，而是在保留暴动基本区基础上，向农村地区纵深，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四处出击，不断扩大暴动和游击范围，广泛发动农民群众，使革命势力发展到较大和稳固的范围。

　　（三）党的地方组织与军队党组织分离，建立和发展普遍和基础稳固的地方党组织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思想

　　湖北省委在指导黄麻起义过程中，十分注意从鄂南秋收暴动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强调指出应积极发展党员、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形成领导群众武装斗争的坚强核心。湖北特委在给黄安县委的第一封指示信中，特别强调“立即在群众中组织我们的党，将勇敢之农民加入，并做党之干部。否则，将来成功我们不能领导，失败就要如现在之鄂南，完全归于失败，并须即有党的公开机关和公开人，使群众看得见c.p.”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湖北特委明确提出“黄安需要最好的办党的人材一、二人”。12月25日，湖北省委在第三封指示信中指出：“在各县各乡极力整顿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党”，“从这斗争中改造我们的党，以党来领导农民的暴动”，“不可以党的负主要责任的同志（如县委书记等）来负责工农军和农民代表会的工作，以致疏忽党的工作，万一失败，犹如过去之鄂南，不易恢复”。

　　在这里，湖北省委明确提出了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和军队党组织建设既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但又不能相互替代，应各自独立和平行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这是党领导发动和依靠群众、扩大武装斗争、开辟割据区域的深切需要。

　　此外，结合黄麻起义的斗争实践，湖北省委还对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发展游击战争与发动农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对群众组织和革命政权领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成为指导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发展新的重要战略指导。经历黄麻起义的斗争实践，湖北省委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性质、必须实行土地革命的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入，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湖北土地革命斗争在由普遍开展群众性武装暴动转向武装割据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也由此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推动全国土地革命战争不断发展的重要战略区。

　　（来源：《党史天地》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