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敌后抗战的演进、实践与贡献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我室青年干部李文都在“干部素质提升年”活动中，潜心研究并撰写的论文《湖北敌后抗战的演进、实践与贡献》，坚持正确党史观，主旨清晰、逻辑严谨，史料扎实、史论结合，较好地论述了湖北抗日敌后战场的开辟、发展经过以及对抗日战争发展进程和最后结局的重要影响。该文将宏大叙事寓于生动细节之中，为我们了解党领导湖北敌后抗战的艰辛历程与非凡智慧，提供了一个客观新颖的视角。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这座历经四个月艰苦鏖战的英雄城市，终究落入日寇铁蹄之下。武汉的沦陷，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作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的失守给国人带来了巨大冲击。江汉关的钟声不再为民众报时，黄鹤楼下，唯有长江水呜咽东流。然而，对于地处中国腹心、“九省通衢”的湖北而言，更为坚韧和广阔的战场才刚刚拉开序幕。在国民党主力部队西撤、大片国土沦陷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深入敌后，将沦陷区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这片荆楚大地，即将燃起熊熊烈焰，谱写一曲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

　　武汉沦陷后，湖北乃至华中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国民党对广大沦陷区的控制力锐减，而日军的占领也仅限于中心城市与关键交通线，呈现“点线”特征，这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此历史机遇，将其既定大战略在湖北展开系统性实践。

　 （一）洛川会议：人民战争路线的战略蓝图

　　时间回溯到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系统制定了整个抗战时期的总路线。首先，会议科学地预见到抗战必是持久战，并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为基本军事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是高度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术上“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旨在避免与日军打消耗战，而是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不断消耗疲惫敌人。

　　其次，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则是一份全面的施政方案，其核心是“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它为未来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提供了蓝图，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模式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旨在通过改善民生、赋予民权来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构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最后，会议强调了“独立自主原则”，即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保持共产党在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这为在敌后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奠定理论基础。当 1938 年武汉沦陷，湖北出现广阔权力真空时，这套早已准备好的理论蓝图恰好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广袤的农村、受压迫的农民以及敌人有限的控制力——完美契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行动并非被动地应变，而是将既定战略主动应用于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中，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卓越顶层设计的必然结果。

　　（二）六届六中全会：确保华中发展的政治自主权

　　如果说洛川会议提供了理论蓝图，那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展力量扫清了障碍，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全会首要解决的，是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路线分歧。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主张，实质是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放弃了党对军队和根据地的独立领导权，这与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背道而驰，若任其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将有被国民党同化、削弱甚至消灭的危险。特别是在华中地区，其错误主张一度使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和发展方向受到严重束缚。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正是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对明确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指示，为党中央从组织和政治上彻底纠正王明的错误提供了决定性支持。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系统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观点。他重申，共产党人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是指一切都要经过不愿共产党发展的国民党，那就不是统一战线，而是单方面的服从。这次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和建立根据地，彻底扫清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障碍。

　　在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后，全会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部署——“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这一决策，将华中，特别是湖北，提升到了与华北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意味着党中央将调集更多干部和资源，大力支持在长江两岸、鄂中、鄂东、鄂南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

　　对于湖北敌后战场的开辟而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评价其“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次全会，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它通过纠正王明右倾错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身份定位问题——要做一个独立的、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而非国民党的附庸。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毛泽东宣告了党在思想理论上摆脱对莫斯科教条主义的依赖，走向成熟与独立。通过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党中央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适应敌后战争需求的指挥中枢。因此，这次全会是一次集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于一体的全面战略重塑。正是这一整套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顶层设计，为后续湖北敌后战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的宏大战略蓝图，最终需要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具体实践来变为现实。武汉的沦陷，既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挫败，也宣告了共产党在湖北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模式的终结。然而，正是在武汉的灰烬之上，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遵循中央的指引，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将工作的根基深深扎入了广袤的农村土壤，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斗争铺平了道路。

　　（一）播撒火种：战略转移与组织重建

　　与国民党军队在武汉保卫战失败后的溃散不同，共产党在湖北的力量转移，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战略性大撤退。其过程之周密、执行之果断，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战略远见。

　　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在此设立长江局，委派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对外身份开展工作。长江局抓住国共合作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的号召下，迅速恢复和重建十年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组织网络。其成效是惊人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湖北的党员人数从最初的 240 余人，激增至武汉失守前的 3300 余人，为即将到来的敌后斗争储备了宝贵的骨干力量。

　　武汉沦陷前一个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令长江局，要求立即部署武汉地区的干部撤退转移工作。10 月 1 日，周恩来由延安返回武汉后，明确指示湖北省委，今后的工作重心是“主要抓游击战争”，并对陶铸等重要干部的去向和任务做了具体安排。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时任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的钱瑛，领导省委机关展开了一次系统性的“播种”行动。首先，在人员派遣上，省委提前将大部分干部“预置”到即将成为敌后战场的关键区域：郑位三、何伟、方毅等被派往鄂东；何功伟、刘青等派往鄂南；杨学诚等派往鄂中。这些干部被要求在武汉沦陷后，就地坚持斗争，为未来的武装斗争建立领导核心。

　　其次，在转移方式上，省委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他们巧妙地利用统一战线的合法外衣，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名义，将数百名党员骨干和进步青年，公开派遣到湖北各县担任“战地文化服务站”工作人员。这一举措成功地将战略转移与深入农村开展党的工作结合起来，使得大批革命种子得以安全、合法地撒向荆楚大地 。武汉的沦陷，对全国抗战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对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战略发展而言，却扮演了一个残酷而必要的“催化剂”角色。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斩断了党组织对城市中心和国民党政权的依赖，迫使湖北的党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彻底转向毛泽东早已指明的唯一出路——到农村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腹地去。武汉的“灰烬”，因此成为新战略必须破土而出的土壤。

　　1939 年1月，紧急赴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他对即将前往湖北的李先念更是反复强调，贯彻中央精神，“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这标志着党在华中地区的工作重心，完成了从城市统战到农村武装斗争的根本性转变。

　　（二）荆楚星火：湖北各地抗日武装的创建与发展

　　随着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完成向农村的战略转移和组织重建，中央的战略意图开始在荆楚大地上转化为具体的武装实践。在党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湖北各地涌现出一批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抗日武装。它们如同黑夜中的点点星火，虽然起初分散弱小，却顽强地在敌后燃起，预示着一场人民战争风暴的来临。

　　在鄂东，斗争的火焰燃起得尤为迅速。1938 年 10 月 23 日，就在黄州、新洲等地沦陷的当晚，负责领导黄冈地区抗日武装的张体学便果断行动，以秘密保存的 7 条枪和收集的溃兵武器为基础，在黄冈张家山正式成立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的第一枪。几乎在同一时间，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警卫排在罗厚福的带领下，与地方自卫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而在黄梅县，党组织领导的“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在邹一清、桂林栖的带领下，曾夜袭日军机场，烧毁敌机两架，在当地影响巨大。

　　而在鄂中，一场被称为“应城八条枪”的起义，成为党领导敌后抗战的标志性开端。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等人以缴获的“八条枪”为家底，巧妙地以“商民自卫队”为名，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小小的武装如同一块磁石，迅速吸引了各路力量汇入，并在进步县长孙耀华的支持下，取得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的合法身份。无独有偶，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更是赤手空拳，发动青年收集溃兵遗弃的破旧武器，竟也发展出一支五百人枪的游击大队。这些从刀矛和几条破枪起步的队伍，正是鄂中抗日斗争在“一穷二白”局面下，依靠非凡胆识和创造力点燃的星星之火。

　　在曾是洪湖苏区一部分的天汉地区，这里河湖密布、水网纵横的地理环境，为游击战争提供了不同于山区的特殊舞台。党组织同样成功地发动群众，建立起适应水乡环境的抗日武装。如汉阳游击队发展到二百余人，汉川县抗日游击大队则收集了二百五十余支枪。

　　然而，仅有这些自发的、零散的火种，尚不足以形成燎原之势。要让火焰熊熊燃烧，由董必武、陶铸领导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则发挥了“引火”和“送风”的重要作用。它表面上是国民政府的下属机构，实则是共产党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这里毕业的数百名学员，如同被精心培育的革命种子，迅速撒向荆楚各地，建立起坚强的基层组织。汤池训练班还从经费中拨出款项购买武器，为初生的游击队提供了最急需的物质支持。正因如此，李先念才高度评价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

　　同一时期，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豫皖、鄂东北、鄂东三个特委以七里坪为基地，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6 月相继开办游击队干部培训班、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共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 600 余人。这些受训学员大多被派到全省各县，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党在湖北独立自主地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鄂中汤池、鄂东北七里坪和豫南竹沟，并称为鄂豫边区最初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大战略支点。鄂中汤池点燃的抗日烽火，同鄂东北七里坪、豫南竹沟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形成席卷整个鄂豫边区的燎原烈火。

　　（三）双线作战：同时对抗日伪和顽军的严酷现实

　　斗争的道路远非一片坦途。在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盘根错节的鄂南，初生的抗日武装屡遭“友军”的残酷吞并而瓦解。血的教训迫使鄂南党组织转变策略，将幸存的力量改编为“梁湖大队”和“樊湖大队”，以合法的番号作掩护，才得以在白色恐怖的夹缝中，艰难地保存下珍贵的革命火种。

　　鄂西的形势则更为险恶。这里是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其统治如铁桶一般。组织工作稍有进展，便立刻遭到无情镇压，工作一度陷入绝境。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的经历，正是这片土地上斗争残酷性的缩影。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最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恩施英勇就义，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6 岁。鄂南和鄂西的斗争历程深刻地表明，湖北敌后的抗战，呈现出一种尤为复杂和残酷的形态——一场贯穿始终的“双线作战”。与华北战场上八路军的主要对手是日伪军，统一战线虽有波折但大体维持的局面不同，湖北的抗日武装从诞生之初就直面着“一个战场，两个敌人”的严峻现实：一方面，日军在此部署重兵，进行残酷的“扫荡”和“清乡”。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为心腹之患，采取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系统性策略，频繁制造军事摩擦。这种双重压力，使得湖北的抗战之路，与华北等敌后战场相比，更显崎岖与悲壮。

　　这一现实，迫使他们必须更加隐蔽，更加依赖于深入乡村的群众动员，并时刻准备应对来自“友军”的背叛和袭击，而作为国民党军队密集驻防区的鄂西、鄂南，抗日武装的任何一次发展和壮大，都会立即引来顽固派的警惕和打压。在这些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比在鄂中和鄂东要困难得多。然而，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中，锤炼出了一批如何功伟、潘际汉一般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者，他们的坚持和牺牲，使得抗日的火种在最黑暗的角落也未曾熄灭。

　　湖北各地燃起的抗日“星火”，虽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其分散、弱小的状态，难以应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压力，更无法承担起开辟全国抗战战略支点的重任。李先念部的到来，如同催化剂和黏合剂，正式拉开了整合湖北地方抗日武装的序幕。这一“百川归海”的进程，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擘画下，得以精准而高效地完成。

　　（一）铁流南下：核心力量的注入与初步整合

　　1939 年 1 月，李先念率领一支由 160 余名干部和骨干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南下，进入鄂中地区。这支队伍人数虽少，但政治和军事素质极高，它的到来并非简单的军事增援，而是联络、指导和统一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

　　李先念部抵达鄂豫边界的四望山地区后，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和武装会合，并以浆溪店为中心建立了初步的根据地。他展现了高超的统战艺术和灵活的整合策略，通过交换干部而非简单“收编”的方式，实现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深度融合，并成功争取了国民党溃军崔仁甫部等数千人枪的武装，极大地壮大了抗日阵营的声势。

　　在巩固豫南根据地的同时，李先念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基础同样深厚的鄂东。他敏锐地察觉到，由张体学领导的第五大队和罗厚福领导的第六大队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斗争英勇，但力量分散，有被敌人分割消灭的危险。为此，他立即派人前去联络，传达党中央“大胆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精神，并坚决要求他们南下深入敌后，互相配合。这一决策，直接促成了鄂东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与力量整合，为后来开辟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李先念的到来，如同一根有力的红线，开始将这些散落在荆楚大地的革命珍珠串联起来。

　　（二）养马畈会议：打出新四军旗帜

　　随着力量汇集，统一指挥与“打谁的旗帜”迫在眉睫。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来自刘少奇的一封关键电报。在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平江惨案”等反共摩擦的险恶背景下，刘少奇指示鄂中党组织，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由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队伍。这一指示，为统一旗帜问题定下了基调。

　　1939 年 6 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的养马畈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经过激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果断决定：将豫南和鄂中地区由党掌握的各路抗日武装进行整编，正式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决策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它使各路“地方游杂武装”转变为全国抗战序列中的正规军的一部分，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新四军”这面光荣的旗帜将地方性的抗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抗战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提供了强大的身份认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官兵的自豪感。因此，养马畈会议，是集零为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将一个松散的武装集合体，通过整编形成统一指挥体系，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

　　整编后的部队迅速投入战斗。1939 年10月13日，李先念指挥游击支队第一团队在京山新街设伏，歼灭日伪军 180 余人，缴获机枪 3 挺、步枪 100 余支。这是新四军挺进鄂中后的首场大捷，当地百姓编歌赞颂：“新四军，真勇敢，新街一仗杀得欢，鬼子哭爹又喊娘！”此役后，应城、安陆等地青年踊跃参军，支队兵力从2000 人迅速扩充至 5000 人。

　　（三）四望山会议：在危机中锻造统一的党政军领导体系

　　养马畈会议统一了旗帜，但要将分布在豫南、鄂中、鄂东三大块区域的武装力量真正捏合成一个拳头，还需要更高层级的组织和军事整合。促成这一最终整合的，是国民党再度升级的反共气焰。1939 年 11 月，国民党地方部队悍然袭击了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留守处所在地——竹沟镇，杀害了包括伤病员在内的 200 余名共产党干部、家属和战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

　　“竹沟惨案”的血腥现实，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任何幻想都是致命的，也使得统一所有武装力量、形成强大合力以应对双重敌人，成为刻不容缓的生死抉择。在此危急背景下，根据中原局指示，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等领导人在四望山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做出两项决定性决策：政治上，成立一个统一的、跨区域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从而为整个根据地建立了单一的政治领导机构；军事上，将豫南、鄂中、鄂东三地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此前的独立游击支队等，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这支新成立的纵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总兵力达一万余人，下辖多个团队和游击总队，并配备了随营军校、野战医院等机构，已具备大兵团的雏形。

　　四望山会议标志着“百川归海”进程的圆满完成。它不仅是对外部危机的有力回应，更是内部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那些从荆楚大地沦陷的灰烬中迸发出的星星之火，经过近一年的联络、汇集与锻造，终于在四望山下汇成了一股统一的、强大的革命洪流。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危局中重建新四军军部。原豫鄂挺进纵队被正式授予新番号——新四军第五师（简称“五师”），由李先念出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自此，一支即将在华中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部队正式诞生。作为插入华中腹地的一枚战略楔子，五师及其开辟的敌后战场，坚决贯彻实行党中央擘画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武装人民”，将根基深植于人民之中。依靠人民的支持，在日伪顽军的三重夹击下，在长期孤悬敌后的环境中，实现了生存与发展。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反驳。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沦陷的武汉成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是侵华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策略、企图灭亡中国的核心指挥中枢。日军在此部署重兵，其与华北占据区的兵力密度比高达 9:1。这一悬殊的比例无可辩驳地证明，武汉地区是当时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然而，这种看似绝对的劣势，也孕育着特殊的战略价值。正因为湖北地处华中腹心，直接威胁着日军的指挥中枢和后勤生命线，在此地建立的任何一个抗日支点，其战略牵制作用都将被几何级数放大，对日军心理和战略布局的冲击，也将远非边远地区可比。中国共产党恰恰是洞悉并利用了这一辩证关系，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大战略决策。向华中敌后，特别是向日军统治核心区的湖北挺进，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果敢实践。

　　凭借深入的群众动员和卓越的政治组织能力，至 1943 年，新四军第五师及其鄂豫边区地方武装共抗击了日军 3 个半以上的师团，约 6 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 10%，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 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 48%。

　　这意味着，在日军兵力最密集的华中心脏地带，将近一半的敌军被一支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牢牢地钉在了原地。由此亦可充分说明，湖北抗日敌后战场，在华中乃至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1943 年底，日军在武汉地区的兵力增至 15 万人以上，伪军达 4 万余人。在这年下半年获得新发展的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则抗击了更多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发挥的战略作用亦更大。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当时曾以“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评语，作为对五师及其根据地的嘉奖。

　　随着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其范围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抵湖南洞庭湖畔，形成了一个环绕武汉的巨大弧形地带。这种态势，被形象地描述为“对武汉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这彻底颠覆了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传统关系。日军虽然盘踞在坚固的城市堡垒中，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四面楚歌，动弹不得。他们的补给线时刻受到威胁，小股部队不敢轻易离开据点，其所谓的“占领”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代价高昂的“坚守”。

　　这种“战略反包围”的形成，是敌后战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生动体现。它不仅在军事上困住了敌人，更在政治和心理上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极大地动摇了其维持占领的信心。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指出，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夺取反攻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此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新生力量。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地区崛起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配合全国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了持续 8 个月之久的空前敌顽夹击，使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诱降与军事逼降遭到破产，从而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原地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无愧于“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从 1938 年武汉沦陷的灰烬，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时一个拥有5 万大军、千万人口、横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广阔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领导的敌后抗战，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道路。这段历史雄辩地证明，一场成功的革命战争，其胜利不仅仅取决于军事上的英勇，更取决于战略上的远见、政治上的动员、组织上的创新以及赢得民心的能力。

　　回顾湖北敌后抗战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的逻辑是清晰的：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战略引领与“自下而上”的主动创造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没有中共中央从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湖北的抗战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在统一战线的复杂博弈中被吞噬。然而，若没有张体学、许金彪等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绝境中点燃的第一批武装抗争的“星火”，宏大的战略也无从落地；正是李先念率部南下整合与中原局的统一指挥，为这些分散的火种注入了灵魂，发展成为砥柱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敌后抗战，最终汇成了席卷华中的革命洪流。因此，湖北从一片战争的废墟，转变为能够影响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战略支点，这一历程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壮丽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最生动、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执笔人：李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