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大势 铸就伟大转折——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看邓小平的历史主动精神

李文都 刘丹

　　内容摘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揭开全国性战略进攻序幕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领导和指挥部队完成千里跃进壮举并建设大别山解放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的历史主动精神具体表现在洞悉历史大势，坚决服从中央的大局意识；发挥主观能动，勇挑历史重担的斗争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的群众观念；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历史主动，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重要制胜法宝。”这是对弘扬历史主动精神重要作用的深刻诠释。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团结并带领中国人民共同谱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成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正是我们党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创造的辉煌成就。

　　1947年，面对国民党军事战略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我解放区人力物力难以为继的危急形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超凡的智慧、无畏的胆略，把握历史大势，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率领刘邓大军千里无后方跃进，深入敌腹，创建大别山解放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略局势，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历史转折。

　　一、洞悉历史大势，坚决服从中央的大局意识

　　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品格，深刻认识客观规律和历史大势，主动并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自觉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的大局意识，是这种精神品格的深刻体现。在无后方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邓小平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将对历史规律、历史大势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与中央全局的战略部署有机结合和统一，作出了正确战略预判与关键战略抉择，保证了挺进大别山和经略中原战略的全面实施。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对我陕北、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时，其兵力分布呈现一种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战略态势，这导致其战略纵深的中原地带极其空虚，为解放军中央突破留下一个巨大破绽。向南发展、挺进大别山和经略中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着眼全局的长远发展和当前战略急需而提出的总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研判当前战局，适时地向中央军委提出“脱离后方作战”的构想：“以我主力及陈赓纵队，平行过河，调动作战，此着必然引起大的战略变化，或能站住脚，或于不利时缩回黄河以北，唯大军脱离后方作战，确很困难。”5月1日，邓小平又提出出击中原的具体行动计划：“如出中原，我们则率三个纵队八万人，由冀鲁豫过河，首先指向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至洛阳段，准备打由北由东来援之敌，与陈谢军成为向心作战的态势。”邓小平认为此举的缺点是远离后方，但好处是出敌意外，直接影响胡宗南、顾祝同两军，可以引起东西两战场的变化，可能先机争取短时间在中原站住脚跟。可以说，无后方作战是邓小平服从中央战略全局，为了争取直击中原最大作战效果，以改变战争长期在解放区进行的不利局面，争取战略主动权的一步先手棋。邓小平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关于三军挺进、两翼牵制战略布局的总体构想一致，无后方跃进的方式也给了中共中央极大的启发。但中央军委鉴于山东战场是主要战场，山东战局是决胜关键，也为避免在实践中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必然要承担的巨大风险。于5月4日电示刘邓、陈粟：“刘邓大军先独立出中原，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破击顾祝同系统。”邓小平接电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在5月下旬结束渝北反攻后，立即进行休整，开始进行渡河南进、转入外线的各项准备工作。

　　服从中央全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局部临机处理，也是邓小平把握历史主动的突出表现。在邓小平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成功突破敌人黄河防线，取得南渡黄河和鲁西南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仓促调集33个旅20余万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刘邓大军作向心进击，北断供应，南面堵截，力图挽救危局。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一方面需要更加发挥吸引、调动、分割敌人兵力，协同山东、陕北打破敌之重点进攻的战略作用，一方面又必须迅即摆脱遭敌合围的被动局面，迅速由就地歼敌作战转入向敌战略后方纵深出击。中央军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定改变刘邓大军依托晋冀鲁豫地区“逐步向南、稳扎稳打”的既定战略，于7月23日向正在羊山集作战的邓小平发电，要求他们“休整十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对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行动建议表示完全拥护，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指挥部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如实反映部队南进所面临的困难，希望当前休整10天后再歼敌三五个旅，才能打通南进通道。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意见，于29日和30日两次致电，指示刘邓大军“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任务，取得几个星期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但同时亦告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果不能协助陕北改变局势，陕北将无法再坚持下去，亦将增加你们的困难”。面对军事战场敌我斗争形势的急速变化，在陕北安危和战略全局面前，邓小平当机立断，因应调整战略策略，于6日晚电告中央军委：“我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相较于中央的决定，主动提前一星期跃进，是邓小平从大局出发，为不折不扣贯彻上级正确战略意图，实现既定目标的正确抉择。这种依据具体情况的临机处理，是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作出的，是总揽全局与临机处理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典型范例。

　　坚决服从中央大局，客观分析和研判形势，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解决危机是邓小平多年征战中形成的高度自觉，也是邓小平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能否成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握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争取历史主动的根本前提。”“两个大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新时代历史大势作出的基本判断。因此，我们只有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胸怀“两个大局”，以通观全局的政治判断力、对标看齐的政治领悟力、坚定自觉的政治执行力，在聚焦大局、维护大局、服务大局中积极主动作为，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找准把握历史主动的着力点，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发挥主观能动，勇挑历史重担的斗争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勇挑历史重担的精神品质，蕴含掌握斗争与发展的主动权、勇毅前行开辟未来的历史自觉。邓小平很好地践行了这种精神。千里跃进，出其不意深入敌统治中心区域，看似乘虚蹈隙，实则履险历坚，其困难可想而知，其危险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才有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三种前途”估计，但作为这一战略的关键实施者，邓小平以勇挑重担的胆略，敢于斗争的魄力，掌握历史的主动权，对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发展的多种前途加以充分估计，进行周密准备和科学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仅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最好前途，更为后来解放战争全局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在战略上要求全军下定不要后方的决心，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几种局面，力争“付出代价而站稳脚跟”这一最好前途，以引起全局变化。邓小平对“挑这个担子”付出的代价早有准备。他在动员会上讲道：“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但“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他明确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正是凭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刘邓大军出其不意，率先突破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防线，威逼敌战略纵深后方和战略要害部位，迫敌回顾，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山东、陕西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其次，邓小平向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广大指战员说明有利条件，建立和强固远征意志，主动要求背负更多担子。邓小平表示，“我们在大别山‘啃骨头’，就可以让兄弟部队开始‘吃肉’，消灭更多敌人，革命的胜利就会越大。釜底抽薪就不能怕烫手。”“我们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自己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规模歼灭敌人，这对全局是极为有益的。”邓小平的胸怀和担当为坚守大别山战斗的指战员们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让他们的眼界一下子从大别山区域扩展到全国的战略整体。敌人的进攻虽然气势汹汹，但仅仅是防御性的攻击，是临死前的挣扎。我们的面前虽然仍有不少困难，但只要我们敢于挑起重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疯狂的敌人作斗争，等待我们的是胜利和希望。刘邓大军长期坚持在中原敌之战略重心地区大踏步回旋，南征北战，牵制和调动敌之大量精锐部队，实现了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

　　最后，邓小平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自觉肩负起最艰巨的作战任务，以局部牺牲换取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和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1948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时，刘邓大军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但邓小平根据当时大别山及整个中原战局的情势，毅然决定推迟北移计划。邓小平认为，如果在此时出山北进，大批敌人势必尾随进入北部中原地区。粟裕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可能被迫作战或被敌胶着，他们刚经过千里跋涉和连续作战转移到豫东豫中，消耗很大，假使主力部队被进一步消耗削弱，将会给整个中原战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邓小平从整个中原战局的角度出发，于2月9日复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军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与此同时，邓小平准备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付出代价，号召全军再克服一个时期的困苦，最大限度吸引、调动、分割敌精锐部队，给陈粟、陈谢两路大军提供充足休整机会。邓小平多次强调，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背负的责任和困难愈重，对陈粟、陈谢两军的支持就愈大，对战略全局的发展就愈有利。经过刘邓大军异常艰苦的努力，使以其为核心的三军协同开辟中原的战略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全面防御体系，使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拥有的局部战役性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邓大军推迟出山的举动，对整个中原战局敌我态势的有利变化起了重大作用。

　　越是关键时刻，越能展现一个人驾驭复杂局面的胆识和担当。邓小平在战略全局中发挥勇挑重担的先锋作用，毅然决定提前跃进大别山，顽强战斗在对敌斗争最前沿，毅然坚持延后转出大别山，影响整个中原局势。这一提前一延后充分体现了他发挥主观能动，勇于担当使命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最需要的是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担当和斗争精神过去是我们党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未来也必将是我们党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握历史主动，就必须始终保持担当和斗争精神，勇于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坚决同一切顽瘴痼疾、敌对势力和风险挑战作斗争，坚决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斗争。

　　三、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的群众观念

　　邓小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主体。他曾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始终秉持“人民主体观”，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发动群众建设大别山解放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实现了毛泽东构想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三个可能前途中最好的前途。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邓小平深谙这一道理。早在跃进大别山途中，部队过淮河前，邓小平就抓紧时间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的问题。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立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投入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反复强调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指出这是重建根据地的根本问题。8月27日，刘邓在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重建这块根据地“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过程。”而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大别山人民“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刘邓告诫全军，“如不大量歼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的口号。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群众中蕴积着强烈的革命积极性。中原突围后，尽管敌情严重，环境恶劣，但大别山的党组织一直存在，革命红旗始终不倒，这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工作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前期我军主力曾四次撤离大别山区，人民群众在经历国民党反复卷土重来的残酷“清剿”后，对于大军此次进入大别山仍心存疑虑，不少群众对我军采取观望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最初的一段日子，常常要自筹粮食，行军、打仗无人带路，伤病员无处安置，给养得不到及时补充等，部队面临极大困难。

　　怎样才能尽快发动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呢？邓小平多次在会议中指出，部队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克服困难、打开局面。经扶县（今河南新县）解放后，邓小平得知第六纵队与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经扶县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便立即派人去找经扶中心县委及游击队负责人刘名榜，要其出任经扶县县长。不久，经扶县就在刘名榜的支持下，建立了县政府、区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地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他们还协助刘邓主力部队做了不少工作，如掩藏重武器、大炮、车辆，妥善安置伤病员等。后来，邓小平到经扶县检查地方工作，见到了刘名榜，对他们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充满信心地对刘名榜说：“坚持游击战争要靠群众的支持，靠枪杆子，现在，我们要重建根据地，同样要靠群众的支持，靠枪杆子。希望你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发动群众，支持主力部队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其次是严肃军纪，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是部队精神面貌的直接反映，关系到军民关系与地方工作的开展，邓小平对此历来十分重视。进入大别山后，面对部队在新区纪律松懈的问题，他在1947年9月2日经扶县小姜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强调，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成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要把整顿军纪看成是部队自身“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我们的先决条件”。会上，宣布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的三条纪律。会后，向全军颁发了整顿纪律的命令，重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邓小平则坚决查处。曾有野战军直属警卫团一名副连长强取了商铺的粉条和花布，邓小平得知后，当即下令枪毙处理。面对他人说情，他说：“事情虽小，影响极坏，军纪如山！”，“没有纪律的军队，打不了胜仗。”由于部队抓紧了纪律教育，出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事迹，老乡们高兴地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部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有效解除了群众疑虑，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为自己在大别山立足发展创造了深厚基础。

　　最后是多打胜仗，以军事行动的不断胜利推动群众工作开展。毛泽东指出的“两个关键”，一是多打胜仗，二是发动群众，这二者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在互促互进中共同构成了大别山解放区革命斗争的“两条腿”。刘邓反复指出：只有多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争取群众，多占地盘；只有多占地盘，才能争取和发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战斗，才能分散敌人，消灭敌人。邓小平也强调：“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在实施战略展开初期，刘邓制定了北线掩护，南线展开的方针，我军展开的主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地方土顽，并摧毁了一部分地方反动政权，建立起民主政权。其中1947年10月8日的张家店战役歼敌5300余人，10月26日的高山铺战役歼敌12000余人，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人民群众看到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看到民主政权建立后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我军真的能在大别山站住脚，遂改变初期不敢接近我军的态度，很快形成了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热潮。

　　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不断在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基础上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艰辛历程，是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团结奋斗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壮阔征程，是一部党带领广大人民不断创造历史伟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敏锐洞察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旗帜鲜明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在新时代持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时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全面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要进一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才能不断凝聚起亿万人民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四、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勇于和善于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精神品格，来自于历史主体在全面系统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对自身价值使命和所处时代方位的准确研判、深刻认知和清醒把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党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对现实情况了然于胸，在做好调查、躬身实践、把握实情、了解民意中纠正偏差、创新方法，做出正确决策，推进事业发展。这一点在大别山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历程中得到清晰反映。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走过一些弯路，但被及时纠正，并形成了丰富完整的经验体系，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作为中原局领导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大别山地区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大别山实际情况的、以土改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政策和意见，及时扭转“左”倾错误，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这不仅对大别山地区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宝贵参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和坚持发挥历史主动的政治品格。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宣传和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在大别山解放区的中心区域普遍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至11月底，整个大别山区有几十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改，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基层政权建设。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土改成效是在刘邓大军占有军事优势下取得的。11月底，国民党军开始在大别山区进行疯狂“围剿”，大别山区斗争的形势整体表现为敌强我弱，加之一些干部在政策上发生失误等主观原因，继续开展彻底土改“左”的倾向逐渐暴露。

　　对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特别是邓小平，发现及时，纠正得快而坚决。这源于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牢牢抓住调查研究这个认识客观事物、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方法，多次深入调研掌握实情。1948年1月初，邓小平带队风雪无阻，翻山越岭，花两个月的时间深入新县、商城、金寨、麻城等县，调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邓小平清醒认识到：由于红军时期敌我双方拉锯式的争夺，反动势力有了“很高的政治警觉与丰富的反革命经验”，人民群众因反动派几次复控后饱受摧残，不敢提出平分土地要求，缺乏与土地改革相适应的思想觉悟。严酷的斗争形势下，还需要广泛联合社会各阶层，不能扩大打击面。对于这次错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愿望，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为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所以土改运动全面展开时，“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深刻反思前期教训、深入了解大别山区形势和斗争特点基础上，邓小平在1月2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提出应在土改中避免“一刀切”的错误做法，在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政策，针对地主、富农、中农采取不同斗争策略。邓小平的两份电报，使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在新区土改中区分两种不同区域的建议给了毛泽东很大启发。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中央开始研究制定新区土改的具体政策。

　　为进一步掌握实情，邓小平一行于1月24日回到金寨县下楼房周宅，再次到周边县域进行调研。在周宅，邓小平反复思考调查资料，同时及时召开干部工作会议，研究纠正方案和具体办法。

　　1948年2月8日，邓小平在《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势问题》的报告中将“两种区域”进一步深化为“两个观念”。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起草了题为《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详尽列举进入大别山区后所犯“左”倾急性病表现的六个方面，特别强调提出“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分别可以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照中央指示），在心腹区集中力量打成一片”，“禁止乱杀人，注意工商业政策”等方针政策。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表示十分赞许，指示他将这些策略和政策观点广泛通知大别山解放区贯彻执行，并给以高度评价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大别山经验”正是邓小平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所取得的重要创新成果。在这一经验指导下，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倾向先后得到纠正，农村工作走上正轨。6月6日，邓小平签发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这是邓小平对大别山等新区土地改革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的标志性文件。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党在中原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过程，深刻分析和检讨了过去土改“左”倾急性病的表现，提出了12条农村工作政策。毛泽东对“六六指示”予以高度评价，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至此，全党关于新区工作政策转变的认识过程已经完成，中央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的正确政策正式形成。这一转变，是在清醒自觉的状态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调整、提升的过程；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解放思想，不断开拓进取，扩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时代的“变”与“不变”，以“守正”应“不变”，以创新应“万变”，高度重视守正创新对于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的重要意义。只有以这样的胸怀、站位和视野认清世界变化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才能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引领时代进步潮流。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邓小平洞悉历史大势，顾全大局，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以无畏的斗争精神勇挑历史重担，为战略全局付出巨大牺牲；坚持人民立场，在贯彻群众路线中建设发展根据地；坚持调查研究，创造性调整政策使解放区土地改革步入正轨，这一切促使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转变解放战争局势的关键。以史鉴今，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期，认清规律、把握大势，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是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是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更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迫切需要。新的历史使命容不得我们有任何迟疑、徘徊和观望，必须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