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抗”在战火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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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湖区策反
新四军豫鄂独击游击支队成立，“应抗”一部分主力编入新四军后，我们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行动，就是争取郭仁泰部队反正。
郭仁泰自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带着汉流武装原“应抗”一支队叛变投敌，当上伪鄂西保安副司令，就一直盘踞在应城矿区和陈家河湖区，陆续收编了一些分散的汉流武装，扩充实力，已拥有一千余人和七八百件武器。区党委决定争取郭仁泰率部反正，如果争取不了，则一举歼灭之。
从各方面条件分析，郭仁泰部反正是可能的。第一，他的部队的基本成员都是矿区工人，过去接受我党影响较深，许多人虽然被裹胁当了伪军，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向我们，愿意抗日。第二，郭仁泰本人虽然接受了日伪委任，但他只一味扩充自己实力，从未勾结日寇，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我们派人到他的防地向矿商征收抗日乐捐，搜集日寇情报，他都不问不闻，甚至负责掩护。第三，郭仁泰讲江湖义气，重个人恩怨，一直把陶铸同志看作他的救命恩人。这也是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
区党委决定由陶铸同志和蔡松云等同志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陶铸同志带着一支小部队，从京山出发，绕过敌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
余家嘴是龙赛湖上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隔道湖汊，与郭仁泰盘踞的集镇陈家河遥遥相望。陶铸同志一行，凌晨到达这里以后，立即派安琳生和蔡松华同志乘船渡湖，先把郭仁泰手下的左右手“红旗老五”找来。这位“红旗老五”一直受到郭仁泰的信任。过去我们争取汉流，就是通过他联系的，鄂中重新建党时，我们曾经吸收他入党。当天上午，当他奉召来到后，蔡松云同志语意深沉地对他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吗？”
“红旗老五”的脸顿时象泼血一样红，连忙申辩说：“我们的事情都是郭大哥当家，我……我实是没有办法。”
“不，不，郭仁泰是听你的话的。”陶铸同志用炯炯目光，紧紧逼视着“红旗老五”说：“你对他的叛变行为，不仅不加制止，不向党组织汇报，居然跟着他一起当了伪军，你背叛了党，丧失了民族气节，你对得起党，对得起民族吗？”
面对着陶铸同志的质问，“红旗老五”羞愧地低下头来说：“我错了，我对不起……”
陶铸同志接着向“红旗老五”交代，要他回去说服郭仁泰反正归来，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还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的话：“只要弃暗投明，可以不咎既往。”并要求他们第二天答复。
“红旗老五”回陈家河去了。
陈家河是膏盐的集贸市场，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敌伪炮楼戒备森严。第二天下午，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长袍的商人，带了几个人乘船来到这里，上岸以后，直奔郭仁泰的住处。
这位商人打扮的人，就是蔡松云同志。他同郭仁泰一见面，就单刀直入，斥责了郭仁泰背信弃义，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蔡松云同志说：“自从你当上了‘双龙头寨主，，你这个汉流大哥，自以为很重‘仁义’，但目下当了伪军，充当日寇帮凶，对祖国、对同胞，这算什么‘仁’？过去，你答应同我们在陶先生领导下共同抗日，如今自食其言，对朋友又有何‘义’？你是不仁不义。你出身工人，如今有了几条枪，敌人利用你，叫你几声‘郭司令’，你就心甘情愿卖命，将来打垮了日本鬼子，杀你的头，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过去陶政委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是第一次救你，现在是第二次救你。李先念司令员已来了，他在红军就当过军首长，很能打仗，我们力量很强，你已处于包围之中，北有李司令带来的两个正规团队和应抗三支队整编的第三团队，南有李人林同志的第四团队，要消灭你很容易。但是，陶政委说，挽救你就要挽救到底，所以亲自来动员你重新上山。”这一席话对郭仁泰震动很大。他再三要求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对不起陶政委，对不起朋友，愿意起义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当即同他商定：第一，这次行动必须完全保密；第二，上山时必须全体部队一致行动；第三，部队上山不能带家属。最后并告诉郭仁泰，鄂中区党委将派干部来帮助他作好准备，争取一九四O年元旦后开始行动。
谈判就绪，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了他同郭仁泰谈判的结果，当天夜晚，他们带着队伍，悄悄绕过敌据点回到京北山区。
十月中旬，区党委把谢威和杨子仿等同志派到了郭仁泰那里。
自从陶铸和蔡松云同志到湖区规劝郭仁泰反正之后，他一直恪遵诺言，严守机密。但这时，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仍在派人拉他，他手下的几个汉流骨干又相互倾轧，各行其是。谢威等同志去后，再次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同志、陶铸同志对他们的期望，对他的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坚定他们的反正决心。
有一天，郭仁泰把手下的弟兄、汉流骨干“当家三爷”、“红旗老五”等找到一起，拿出李先念司令员发给他的委任状，还有国民党顽军和日本鬼子的委任状以及军官服、肩章和皮带等物，一起摆在桌上，郭仁泰对他的弟兄们说道：
“哥们，委任状都在这里，你们说，到底要那个？”过了好大一会，他继续说：“我们再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当秦桧，万人痛骂，子孙后代不得翻身；要国民党的，是正牌，可是老百姓不喜欢，我看还是这个好。”他拿起李先念司令员发的委任状说。就这样，郭仁泰带着他的一千余人的部队反正了。
一九四O年一月的一天，郭仁泰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把部队全部集中在矿区以西的郭家围子，并自动重新打起“应抗”一支队的旗号，每人佩戴着“应抗”一支队的袖章，向京北山区迸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光明之路。
陶铸同志带着蔡松云等同志，星夜来到石板河对郭仁泰表示欢迎。同时告诉他，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经成立，蔡松云同志的第三团队已改为第五团队，他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由他任团长，郑绍文同志任政委。
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立即开赴襄河西部地区，由郑绍文同志和吴若岩同志负责，一面开辟工作，一面对部队进行改造。他们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矿工出身的士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很快被改造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即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四十三团。但郭仁泰等汉流骨干，终因经受不了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考验，最后脱离革命，为革命洪流所淘汰。
新四军豫鄂独击游击支队成立，“应抗”一部分主力编入新四军后，我们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行动，就是争取郭仁泰部队反正。
郭仁泰自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带着汉流武装原“应抗”一支队叛变投敌，当上伪鄂西保安副司令，就一直盘踞在应城矿区和陈家河湖区，陆续收编了一些分散的汉流武装，扩充实力，已拥有一千余人和七八百件武器。区党委决定争取郭仁泰率部反正，如果争取不了，则一举歼灭之。
从各方面条件分析，郭仁泰部反正是可能的。第一，他的部队的基本成员都是矿区工人，过去接受我党影响较深，许多人虽然被裹胁当了伪军，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向我们，愿意抗日。第二，郭仁泰本人虽然接受了日伪委任，但他只一味扩充自己实力，从未勾结日寇，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我们派人到他的防地向矿商征收抗日乐捐，搜集日寇情报，他都不问不闻，甚至负责掩护。第三，郭仁泰讲江湖义气，重个人恩怨，一直把陶铸同志看作他的救命恩人。这也是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
区党委决定由陶铸同志和蔡松云等同志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陶铸同志带着一支小部队，从京山出发，绕过敌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
余家嘴是龙赛湖上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隔道湖汊，与郭仁泰盘踞的集镇陈家河遥遥相望。陶铸同志一行，凌晨到达这里以后，立即派安琳生和蔡松华同志乘船渡湖，先把郭仁泰手下的左右手“红旗老五”找来。这位“红旗老五”一直受到郭仁泰的信任。过去我们争取汉流，就是通过他联系的，鄂中重新建党时，我们曾经吸收他入党。当天上午，当他奉召来到后，蔡松云同志语意深沉地对他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吗？”
“红旗老五”的脸顿时象泼血一样红，连忙申辩说：“我们的事情都是郭大哥当家，我……我实是没有办法。”
“不，不，郭仁泰是听你的话的。”陶铸同志用炯炯目光，紧紧逼视着“红旗老五”说：“你对他的叛变行为，不仅不加制止，不向党组织汇报，居然跟着他一起当了伪军，你背叛了党，丧失了民族气节，你对得起党，对得起民族吗？”
面对着陶铸同志的质问，“红旗老五”羞愧地低下头来说：“我错了，我对不起……”
陶铸同志接着向“红旗老五”交代，要他回去说服郭仁泰反正归来，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还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的话：“只要弃暗投明，可以不咎既往。”并要求他们第二天答复。
“红旗老五”回陈家河去了。
陈家河是膏盐的集贸市场，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敌伪炮楼戒备森严。第二天下午，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长袍的商人，带了几个人乘船来到这里，上岸以后，直奔郭仁泰的住处。
这位商人打扮的人，就是蔡松云同志。他同郭仁泰一见面，就单刀直入，斥责了郭仁泰背信弃义，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蔡松云同志说：“自从你当上了‘双龙头寨主，，你这个汉流大哥，自以为很重‘仁义’，但目下当了伪军，充当日寇帮凶，对祖国、对同胞，这算什么‘仁’？过去，你答应同我们在陶先生领导下共同抗日，如今自食其言，对朋友又有何‘义’？你是不仁不义。你出身工人，如今有了几条枪，敌人利用你，叫你几声‘郭司令’，你就心甘情愿卖命，将来打垮了日本鬼子，杀你的头，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过去陶政委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是第一次救你，现在是第二次救你。李先念司令员已来了，他在红军就当过军首长，很能打仗，我们力量很强，你已处于包围之中，北有李司令带来的两个正规团队和应抗三支队整编的第三团队，南有李人林同志的第四团队，要消灭你很容易。但是，陶政委说，挽救你就要挽救到底，所以亲自来动员你重新上山。”这一席话对郭仁泰震动很大。他再三要求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对不起陶政委，对不起朋友，愿意起义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当即同他商定：第一，这次行动必须完全保密；第二，上山时必须全体部队一致行动；第三，部队上山不能带家属。最后并告诉郭仁泰，鄂中区党委将派干部来帮助他作好准备，争取一九四O年元旦后开始行动。
谈判就绪，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了他同郭仁泰谈判的结果，当天夜晚，他们带着队伍，悄悄绕过敌据点回到京北山区。
十月中旬，区党委把谢威和杨子仿等同志派到了郭仁泰那里。
自从陶铸和蔡松云同志到湖区规劝郭仁泰反正之后，他一直恪遵诺言，严守机密。但这时，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仍在派人拉他，他手下的几个汉流骨干又相互倾轧，各行其是。谢威等同志去后，再次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同志、陶铸同志对他们的期望，对他的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坚定他们的反正决心。
有一天，郭仁泰把手下的弟兄、汉流骨干“当家三爷”、“红旗老五”等找到一起，拿出李先念司令员发给他的委任状，还有国民党顽军和日本鬼子的委任状以及军官服、肩章和皮带等物，一起摆在桌上，郭仁泰对他的弟兄们说道：
“哥们，委任状都在这里，你们说，到底要那个？”过了好大一会，他继续说：“我们再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当秦桧，万人痛骂，子孙后代不得翻身；要国民党的，是正牌，可是老百姓不喜欢，我看还是这个好。”他拿起李先念司令员发的委任状说。就这样，郭仁泰带着他的一千余人的部队反正了。
一九四O年一月的一天，郭仁泰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把部队全部集中在矿区以西的郭家围子，并自动重新打起“应抗”一支队的旗号，每人佩戴着“应抗”一支队的袖章，向京北山区迸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光明之路。
陶铸同志带着蔡松云等同志，星夜来到石板河对郭仁泰表示欢迎。同时告诉他，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经成立，蔡松云同志的第三团队已改为第五团队，他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由他任团长，郑绍文同志任政委。
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立即开赴襄河西部地区，由郑绍文同志和吴若岩同志负责，一面开辟工作，一面对部队进行改造。他们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矿工出身的士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很快被改造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即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四十三团。但郭仁泰等汉流骨干，终因经受不了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考验，最后脱离革命，为革命洪流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