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荆楚 丰碑永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神州遍燃抗日烽火，荆楚怒激抗战狂涛。这是一段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泪水写就的历史，荆楚儿女以特有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血雨腥风中与强敌英勇奋战，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的英雄史诗。

　　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湖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前后经历了14年。14年里，湖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抗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英勇雄壮，广阔的荆楚大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战场，湖北抗战也由此走过了波澜壮阔的血火征程。
　　局部抗战阶段，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拉开序幕。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铁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号召广大民众动员起来，武装抗击日军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召开群众示威大会，发布宣言、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在湖北地区诞生并以湖北为主要战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西征北上，率先打出抗日的旗帜。1935年12月北京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武汉、应城、安陆、宜昌、襄阳、樊城等地学生、工人和工商业者纷纷举行罢课、集会游行和请愿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湖北地区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斗争拉开序幕，湖北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始全面觉醒。
　　战略防御阶段，军民合力同仇敌忾气壮山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旨在侵占和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将主攻目标直指华中重镇武汉及华南中心城市广州等地。为了部署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军政机构西迁重庆途中驻留武汉，上海、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内迁企业亦暂停于武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机构团体也迁移武汉。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派出机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抗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加强协商和合作。武汉一时名流荟萃，机构云集，全面抗战进入武汉抗战时期。
　　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协商和谈判，推动了长江以南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并奔赴敌后战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同时，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积极组织领导东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13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地区的党组织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38年4月，全省党员人数由1937年8月的数十人发展至1120余人，群众团体中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基本形成了遍布湖北城乡的党组织体系，为湖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此一时期，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空前加强为背景，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为起点，以国民党军队全力进行空前规模的武汉保卫战（武汉会战）及各界群众广泛支援为中心，湖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救亡怒潮与前线将士的英勇搏杀，一起汇成湖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阔洪流。
　　在以周恩来为负责人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及所属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直接领导下，武汉迅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心。1938年7月开始的献金运动狂潮，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向巅峰，推动了湖北全省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尔后进行的全面、持久抗战奠定了思想以及社会和群众基础。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攻占徐州后，为实现胁迫国民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争的企图，发动了攻占中国抗战中心武汉的战役。国民党政府以积极防御、持久抗战为战略指导方针，投入包括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共计100余万人的参战部队。在以武汉周边的湖北地区为中心，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省在内的广阔区域内，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强势日军展开了长达4个多月的生死鏖战，伤亡日军近4万人。作为八年全面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图谋，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
　　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双峰并立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湖北地区抗战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崛起并逐步占据抗日战场主体地位的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原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秉持团结抗战、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方针，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就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进行红军改编和人民军队走上抗日战场、开展敌后抗战的部署。鄂豫皖和湘鄂赣边红军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达成停战、改编等协议，于1938年3月踏上东进抗日征程。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优秀干部，以武装留守和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在鄂东、鄂中等地相继建立党领导的战略支点，发展党的组织，训练党员骨干，发展民众武装，先后建立大小不一的三十余支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在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和日军近后方的夹缝中，点燃湖北敌后抗日烽火，建立了数块分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湖北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任质斌等先后率部数百人向豫鄂边敌后挺进，在无成建制部队的情况下，会合湖北党组织在武汉沦陷前后组织起来的各路抗日武装。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形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活动于鄂豫边区的新四军奉命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环境中，始终高擎抗日大旗，紧紧依靠鄂豫边区人民群众的支持，顽强坚持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从1942年8月起，新四军第五师直属中央军委指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除坚持鄂中、豫南外，又先后发展了鄂东、鄂皖边、鄂南和襄西根据地，至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近4万人枪，边区所辖地区扩大到51个县，拥有人口1020余万，发展成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战略区，从四面八方完成对盘踞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境内坚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19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五战区部队展开随枣战役。1940年5月初与日军展开枣宜战役，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亲率兵马截击、督战，壮烈殉国。1941年9月发起反攻宜昌战役。1943年5月发动鄂西会战，第六战区江防军诱敌深入，在渔洋关、石牌要塞一线与敌血战，转守为攻，相继收复宜都、枝江、松滋、公安等地。
　　高举团结抗战大旗的新四军第五师，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湖北境内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新四军部队的配合与协助。枣宜战役期间，为牵制日军西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先后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以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日伪据点20余处。1942年底日军发动大别山战役，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第十三旅和第一、第五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积极打击日伪。鄂西会战中，新四军第五师仅一个多月即向日军出击41次，牵制了日军两个师团的兵力。1943年11月日军发动常德战役，转战在襄南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立即跨越长江，向日军后背出击，在洞庭湖滨擂响配合友军的战鼓，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旗帜插上了桃花山。
　　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民主阵地日益巩固发展。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从1944年起，中国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开始了局部反攻。新四军第五师也展开局部攻势作战，在进军河南、创建豫南和豫中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加紧对鄂南、襄河、鄂皖边的发展，粉碎了日军企图打通京汉、粤汉铁路为主体的中国大陆交通线、挽救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军事阴谋。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其北与鄂豫边区、南与华南东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线。鄂豫边区是这一战略性进军的出击阵地和战略后方。1945年1月，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等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合，随即北上南下向两翼发展，并派出两个主力团配合南下支队，南渡长江，挺进湘鄂赣，创立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为对日本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作了实际准备，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作战的盟军给予有力的支持。
　　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坚持长期敌后抗战，以湖北为中心，地域遍布长江南北，纵贯中原大地。荆楚大地，众志成城，人民抗战的烽火生生不息，形成了砥柱荆楚、保卫家园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