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丰碑——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

李少瑜  何光耀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皖湘赣边区创建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她处于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日军的近后方，战略地位突出，长期孤悬敌后，在中原敌后抗战中发挥了砥柱中流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崛起于中原敌后的。她诞生伊始，就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棋盘上显示出特殊战略地位，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 、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为了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特别强调地指出了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决定反攻的因素是在相持阶段增加上来的伟大的新生力量，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
　　然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绝非易事。在处于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敌人的近后方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抗日根据地，则困难更多。武汉会战后，日军在武汉屯以重兵，并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长江、汉水、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辐射展开，并竭力组织伪军及伪政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有21。8万人。这时，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作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武汉地区是当时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
　　就在这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燃起了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烽火。在武汉沦陷前后，豫南、鄂中、鄂东和鄂南各地党的组织，开展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1939年1月至10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先后率部队从河南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汇合我党在武汉沦陷前后组织起来的各路武装，经过1939年4月组建新四军挺进团、1939年6月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1940年1月创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为鄂豫边区拥有万人之师的主力游击兵团。同时，建立了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李先念任挺进纵队司令员，陈少敏任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对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这支伟大的新生力量的诞生，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4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文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5月，毛泽东亦对李先念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截至1940年底，全国共建成敌后抗日根据地15块，其中鄂豫边区开辟了豫南、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还有14。4万余人参加了抗日群众团体。在开辟这一敌后战场的近两年中，边区新四军高举着抗日大旗，先后对敌作战243次，歼敌1。36万余人，树立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华战争最大的正面战场前沿直接受到来自解放区战场的牵制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