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巨 力

　　多彩深秋，黄浦江畔，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181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与会，3800多家企业参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进博会增长23%。
　　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何以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迅速吸引世界各国和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越办越好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是展示新中国70年和平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是彰显中国坚定、自信、从容、担当的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始终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合作共赢，推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缩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坚持做国家发展的推动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合作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从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被视为“东亚病夫”的穷国，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坚持独立自主，为和平外交政策奠基

　　谈起近代以来的国家记忆，中国人最不能忘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受尽屈辱的历史。
　　80多年前，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记述了早年在上海法国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屈辱感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
　　万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认为：“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从清末到民国，帝国主义的军舰、商船在长江流域横行霸道，1926年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1927年英美军舰联合炮击江苏南京……这一桩桩罪恶，时时刻刻刺痛着中国人的心。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起前夕。在1000余华里的长江战线上，百万雄师枕戈待旦，只等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声令下，万帆齐发，直捣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依然像过往一样在长江“自由航行”。“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不顾警告强行溯江上驶，激烈炮战之后，“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
　　事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然而，今非昔比，鸦片战争的景象绝无可能重演了，面对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叫嚣，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正告英国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紫石英号事件”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事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外国军舰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鲜明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
　　经历了那个屈辱时代的中国人，最能懂得国家独立、民族尊严、世界和平对于中华民族的宝贵。
　　1949年新中国的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一要独立，二要和平，这就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对此，毛泽东的阐释掷地有声：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这些话讲得坚定硬气，自豪自信。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深刻地感到，天地换了。
　　海关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然而，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海关大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就在海关人员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这是带根本性的大变革。随后，中央政府组建了海关总署。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真正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
　　很快，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占地建造的兵营地产，悉数被人民政府收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国轮船未经批准不准在中国内河航行；同时，对在华外轮实行逐步接管……“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新中国一天天树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形象。
　　和平外交政策的四梁八柱搭建起来了，和平却不能自然到来。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国力尚弱的新中国不得不奋起抗击，同美国侵略者坚决战斗。这一仗打下来，那些敌视中国的人才认识到“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新中国国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和平环境。
　　新中国的外交一直把争取和平环境作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1954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诚恳表示，我们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他还呼吁，“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1960年5月27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将是怎么样的？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潜台词，敏锐地追问：“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并随即给出答案：“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要和平，不要战争，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心里话。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3年底，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会谈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它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积极斡旋，协调各方，终于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
　　遵循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新中国通过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坚定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努力壮大捍卫世界和平的力量。1971年10月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坚定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把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变。但细心的人们也发现，中国领导人对和平与战争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要的变化。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谁也没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中国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同时，我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正在与苏联改善关系。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渴望世界能够和平安宁。在国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通过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仔细观察，邓小平作出了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爆发的结论，进而又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
　　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判断，中国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对外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外交的工作重点转向为改革开放服务，全方位开展对外交往，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和良好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