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新动态

梁怡 刘晓云

　　新世纪以来，关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和丰富起来。相对而言，20世纪80—90年代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渐在减少。
　　早期中共党史是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历史阶段的划分，1921—1923年属于党的初创时期。但是，国外并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不同国家或学者个人对早期中共党史的时间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说来，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时段放在1919—1924年或到1927年的都有，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 苏联格卢宁的《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日本丸山松幸的《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史》；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萧邦奇的《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等权威论著，都是在国外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在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成果也都占有相当的篇幅。如，美国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等。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外相关的研究出现了新情况，发生了新变化，富有新特点。

国外有关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归于背景化的趋向

　　回看近十多年来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的情况，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无论从研究的国家，还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数量都在明显地减少。当然,尚有少部分学者在坚持。如，美国的裴宜理、日本的石川祯浩、俄罗斯的A.И.卡尔图诺娃、玛玛耶娃、乌索夫等人，他们仍将自己的研究重点锁定在这一领域。这种变化与国外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在减少的情况是一样的。正如翟亚柳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一文所言，从党史在研究的作用来看，作为整体概念的党的历史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日益发挥背景化的功用。具体表现就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时常常将中共党史整体上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背景，或者追根溯源的依据。因此，受大背景连带，国外对早期中共党史已呈现逐渐淡化的研究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焦点转向当代中国，研究比重偏离较大。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快速提升，成就令世界瞩目。由此，关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和丰富起来。相对而言，20世纪80-90年代那种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渐在减少。研究的路数，也从史论为主转到时评为主；关注和分析比重，逐渐偏向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效果的分析、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成效的分析和前景的预测。
　　二是研究队伍新老更替，一定程度影响着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美国的周策纵、迈斯纳、施拉姆、日本的竹内实、俄罗斯的季塔连科等一批长期潜心研究中共党史的外国资深专家相继辞世，加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生代、新生代学者中有些人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其中俄罗斯的潘佐夫、斯米尔诺夫，英国的班国瑞等人仍坚守在历史研究领域，而英国的马丁·雅克、美国的亚历山大·库克及知名华裔学者郑永年、辜学武、张大卫、李成等，则更趋向于当代时评。有些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在淡出学术圈子。有的国家的研究队伍老化，青黄不接迹象已经很明显，也成为制约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因素。
　　三是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的改善，为研究兴趣的转移提供便利。当下，大数据、新媒体愈加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中介，国外学者来华考察调研条件也愈加便利。面对日益增多的获取研究新信息和新资讯的渠道，在享受研究条件便利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不愿再以传统方式费时费力地收集资料，把资料及时高效地整理出来被打折，这也成了掣肘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日本在早期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新世纪前十五年间，虽然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日渐淡化，但仍在持续进行着，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汇编)推出。如裴宜理的《红色文人：安源的共产党员教育者(1921—1925)》、刘立言的《蔡和森：从地方学者成为青年激进分子》、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编的《系列20世纪中国史》 ，俄罗斯拉林的《林伯渠传》，R. L. Jarman 主编的《中国政治报告 (1911—1960)》、PeterGue Zarrow 的《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 ( 1895—1949)》、Xiaoyuan Liu 的《民族政治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1921—1945)》、石川祯浩的《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等具有代表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群体人物的研究。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重点领域之一，而且对有些早期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先于国内。如，除了集中对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研究外，对一些身份背景较复杂的、与中共又有较紧密关系的人物如施存统、张申府、沈玄庐等也较早进入了外国人的研究视野。新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研究仍有关注，但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侧重点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注重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研究。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裴宜理曾多次前往江西安源考察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安源：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一书。回顾了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介绍了毛泽东等人“在安源煤矿发动的一场极具影响力的劳工运动”。日本传记文学作家谭璐美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人》 详细介绍了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争取国家独立、与命运抗争的经过，并特别提到了日本对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欧亚洲研究所出版的《中共党员与西方——中共党员及其西方支持者简明手册》 ，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的中共党员和欧美赴中国的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的情况，为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埃迪·U在文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 中，利用大量民国时期报刊和中共领导人著作，研究了党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背景，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分析了五四时期关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争论原因，指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一论争，并形成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