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今年5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
　　一、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项英同志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辍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虐待。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同志受到影响，心中开始向往革命。1920年4月，他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项英同志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项英同志是重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等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团结，很快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项英同志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与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等同志一起指挥罢工，始终战斗在一线。他坚决反对复工，断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现出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罢工遭到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营救被捕的林祥谦等人，积极处理善后工作。
　　大革命时期，项英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辗转于上海、武汉两地从事工运工作。1924年，党中央派项英同志到上海工作。他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项英同志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作，同时担任武装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指挥武汉工人武装支持、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革命秩序，参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对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斗争。项英同志还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师，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养一批工运骨干，“成绩斐然”。这一时期，项英同志曾当选党的二大代表，党的第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运工作。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1月，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项英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近半数时间从事工人运动。他亲身参与或领导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中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一页。他在斗争实践中成为深受工人群众信赖和拥戴的工运领袖。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把项英同志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二、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从1928年起，项英同志任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环境险恶，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项英同志是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改任中央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他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以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他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1933年6月，项英同志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将南昌起义之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他提出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决定为红军军人颁发红星奖章，主持制定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8月，颁布《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提出纪律是红军命脉的重要观点。项英同志积极领导扩大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有力支援反“围剿”斗争。在扩红运动中，他号召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同时告诫负责扩红的同志绝不能强迫命令。
　　项英同志为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夙夜在公。1931年11月起，项英同志在较长时期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积极协助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他要求各级政府机关把认真贯彻临时中央政府的训令、通令、决议、条例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要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提倡依法办事，设立各级控告机关，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使红军“无顾虑的顺利的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配合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陈潭秋同志筹集24万担粮食供应前方，保证了战争急需。他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反对不良作风。他认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主张对贪污分子予以严厉惩治。他不仅带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这样做。项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为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