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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同甘共苦 还“同咸同淡”

2018/07/04

关山远

  “七一”又至,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7周年华诞。这97年,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势,亦有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比如,盐是今日寻常物,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执政伟大预演时,却一度陷入缺盐的困境。
  以盐作为切入口,来观察中共党史的一段特殊时期,能够细细品尝到历史的滋味……

  现代健康饮食倡导“少盐”,但长期没有盐吃,是什么感受?
  盐,不仅仅是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运转不可缺少的物质。盐分摄入不足,会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穿越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那里的人是这样的状态:因为长期缺盐,到处都是“少白头”,人们的头发变白,食欲不振,四肢无力,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眩晕,甚至昏厥。红军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当年缺盐时代的亲历者,对此有刻骨铭心的回忆。
  1972年底,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即将复出,回京前,他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调研。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是在1931年2月,这一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次年5月,又赴会昌担任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次调研,他特地到了樟树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仔细地看了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一书中写道:
  “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中央苏区缺盐的艰苦生活,也有清晰的回忆。1932年,她从苏联回国,在中央苏区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跟苏联时相比,苏区的生活质量,与苏联有巨大差距,《刘英自述》中写道: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个养病,一个养伤,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一个空房间里,离少共中央局不远。傍晚散步,也常常拐弯进来坐一坐,说说笑话。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围剿’被打穿肠子。下面部队都很关心他,有了战利品,总是‘进贡’一点给他。稼祥同志会来招呼我:‘刘英,快来揩点油,改善生活嘛!’其实所谓战利品,大多只是一点面粉,一点盐。吃上一碗面条,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粮食不够吃,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进锅里去煮,干粥烂饭,还夹着沙子,直硌牙。缺油缺盐,有时只放一点又苦又涩的硝盐,更不用说吃什么菜了……”
  中央苏区缺盐,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封锁的结果。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一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加大了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力度,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宣称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当年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毛泽东1933年11月在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中记载了当时苏区的“天价盐”:“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还写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做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已被“左倾”势力排斥,失去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左倾”让苏区缺盐的状况进一步恶化,《黄克诚自述》中是这么表述的:
  “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们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苏区内造成了新的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

  193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夜幕四合时,瑞金县安治乡(因毛泽覃1935年牺牲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泽覃乡)一处偏远山村的废弃茅厕土坯墙边,有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挥锹刨土,不料土墙坍塌,她来不及躲避,摔进2米多深的坑里,一时动弹不得,大声呼救。幸亏有老乡经过,才把她救出来,紧急送到中央苏区红色医院时,已是深夜,她的女儿和女婿正在焦急等待。
  这个老人名叫杨振德,她的女儿是邓颖超,女婿是周恩来。
  杨振德是个很不平凡的女人,生下邓颖超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她靠行医、教书,一个人拉扯着孤女长大。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同他们住在一起,替女儿、女婿料理家务,送信放哨,并用行医的收入贴补家用。周恩来、邓颖超先后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杨振德随后也经过地下秘密交通线来到瑞金,并在红色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好好当着医生,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刨茅厕土坯墙?
  缺盐!
  中央苏区没有盐吃,只能土法熬硝盐,取硝土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硝土哪里来?老屋墙上,地窖里面,甚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来煮出硝。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还有毒,但总比没有盐好。不过,即使是这种硝盐,也是极度缺乏的,周恩来因为长期缺盐,加上工作辛劳,身体状况很糟糕。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事和组织部门主要负责人、苏区党和军队掌舵人。邓颖超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他假如要搞特权弄点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周恩来坚持执行最低食盐定量标准,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25斤。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1933年夏,杨振德出去挖硝土险遭不幸时,正逢中央苏区经济严重恶化,盐荒加剧,周恩来因为长期缺乏盐分,加上天热,晕倒了,当时他正骑马赶路,直接从马上掉下来,情形很危险。
  杨振德急啊。她从硝盐厂打听到:只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换取二两硝盐。于是每天下班后,她习惯性地挑着担子带着锹四处转悠挖硝土,大家都在挖,她越走越远,终于找到了安治乡那个废弃多年的茅坑,茅坑墙上的土砖硝霜很浓,让她如获至宝……
  周恩来一向孝敬岳母,但这一次等她伤愈后,他发了一通火,并把岳母辛苦换来的硝盐送给了中央红色医院。
  今天读这段历史,怎不感慨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的品格、风骨与担当!
  食盐供给,人人平等!毛泽东坚持每天食盐的最低标准,不多占一分,就像他在井冈山时,规定领导人晚上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这样灯会亮一些。但毛泽东坚持跟大家一样,只用一根灯芯。盐跟灯芯不一样,因为缺盐,毛泽东常常冒冷汗、脚发软。史载: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当时药品奇缺,伤员只能用食盐水冲洗伤口。
  当年中央苏区关于食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句话的版权属于谁?查阅史料,朱德与彭德怀都说过。其实,“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当年中央苏区共产党员的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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