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路标和时代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概略

顾海良

缘 起

　　马克思在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中，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的探索，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和时代意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本遵循

　　1956年初，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之际，毛泽东就把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当年3月，他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局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作出战略性判断，并指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自此，以“第二次结合”为根本原则，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遵循。当年8月，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提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方面的内容作出全面探索。遵循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理念，坚持“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在《论十大关系》及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紧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这三大理论是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显著的贡献。

历史起点和理论主线

　　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1977年8月，为了破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错误思想和观念，邓小平提出要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四个理论问题。其中，除了“三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外，其他三个理论问题，一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二是要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批判”，三是要澄清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误解。这三个理论问题，是事关能否走出思想解放第一步的关键问题，后两个问题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后不久，1978年3月，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一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理论活力和魅力。
　　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问题，是改革和发展相结合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因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提出，紧紧扣住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才能搞清楚并把握住当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增强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特征和本质的认识；才能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性质；才能厘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的现状，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的本质规定；才能坚守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内在要求，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等等。

“初稿”的“新话”及其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懈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建树，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这些“新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正是在“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不断得以丰富，确立了特定的对象和方法。
　　首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道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为显著特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深化和拓展。
　　其次，凸显了“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马克思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剥离下来”的方法，我们党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个一般范畴，从而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全社会充满了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以“剥离开来”为抽象化过程，以“结合起来”为综合、具体化过程，实现“剥离开来”和“结合起来”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义。

“初稿”的续写和发展

　　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的总体探索中，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下标志性理论成果。
　　——经济改革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基本制度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实、可靠的制度保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市场经济论。党的十四大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走过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体制的历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以后，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从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到“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体现了对发展问题的深邃见解。
　　——对外开放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则成为这一理论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