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两个务必” 永葆斗争精神

李 颖

　　今年，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70周年。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行稳致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强调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评价，精辟全面，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深刻领会“两个务必”提供了思想指引。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也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面对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新形势，重温“两个务必”，对于全党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闯关夺隘、破浪前行，很有意义。
　　一、“两个务必”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境界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7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时局发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的预想还要快。一年后的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定”的关头。一年时间里，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已经是四面楚歌；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遭受失败，在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5742倍。此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这是形势有利的一面。
　　与此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二是从国际环境看，新中国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这是形势严峻的一面。而最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中，确实也出现过一些令人忧心的混乱现象。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开篇指出：在解放城市过程中，“许多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许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的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等等。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面对新的形势，带着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清醒准确地判断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新中国的美好蓝图。
　　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起载入史册、成为党最可宝贵精神财富的，还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他在全会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时隔70年，再次学习毛泽东的报告，阅读这富含哲理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之崇高、精神之伟大、气势之磅礴、作风之优良仍跃然纸上，令人怦然心动、心潮澎湃。这的确是一个成熟的党、一个胜利在望的党、一个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党特有的胸怀和境界！
　　二、“两个务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既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体现出毛泽东对即将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忧思，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敏锐洞察和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中汲取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本色的历史智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很看重这篇历史论著，1944年11月，他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通过民主之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更是体现出他对如何避免历朝历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鲜明提出“两个务必”，是“窑洞对”思考的继续和发展，在民主之路外，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这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毛泽东一贯重视党成立以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他发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所作的讲演中，逐一举出了这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走向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历经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一贯倡导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苏区时期，他就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4月，他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他还把艰苦奋斗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结合起来，认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看出，“两个务必”的提出不是随意与偶然的，而是毛泽东深刻洞察与总结党的历史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无比欣喜和兴奋，也十分清醒和忧虑。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永不变色、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要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博大的为民情怀，这恰恰是“两个务必”提出的初衷。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未来中国建设要成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系、宗旨所在，也是“两个务必”的价值依归。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都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两个务必”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反映和必然要求。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真正践行“两个务必”；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始终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