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编者按〕今年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我们发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写的《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以志纪念。

　　201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要正确评价陈独秀。他说：“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值此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讲一讲他的功劳”，总结他的功绩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10月9日，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7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应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1898年维新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三次举办爱国演说会。1903年，陈独秀回国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因被清廷察觉，又到上海帮助章士钊主办宣传革命的刊物《国民日日报》。1904年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前驱者。他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这对他后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在中国，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走不通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最先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和进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说过：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名为共和，实则专制”，“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独秀“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新文化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陈独秀参与和领导了这场运动。5月4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0号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表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迷信完全破灭，指出，人类真正的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无疑对正在兴起的五四爱国运动有着鼓动的作用。
　　5月4日至6月上旬，《每周评论》密切关注五四运动发展情况，并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特号，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系统介绍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系列文章和随感录，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他指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任何一次爱国运动不同，它所特有的精神之一是“直接行动”，即“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6月11日，他直接行动起来，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在散发传单时，陈独秀遭到逮捕。教育界等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并发起营救行动。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明陈独秀的被捕，不但不能损及他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最后说：“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遏制五四运动的洪流，反而促使社会各界通过各种营救活动广泛了解了陈独秀的反帝爱国行动和主张。9月16日陈独秀获释出狱。李大钊高呼，这是“真理”战胜“强权和威力”，这是“光明”的“复启”。
　　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力量。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酝酿、筹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亲身参加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研究和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状况。3月，他决定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其中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他犀利地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分析工人的状况和地位，并向他们指明“觉悟”的步骤和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反映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指出：“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4月中旬，他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8月，他在《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号召工人“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以求“改进自己的境遇”。
　　陈独秀在斗争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楷模考虑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长文《谈政治》，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11月7日，他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发表短言，旗帜鲜明地表示要跟着俄国共产党走。他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