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调查研究之风及其当代启示

陈 述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选择了正确的战略道路，确定了正确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明确的基本方略，而这一切的基础，来源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而这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际的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等至理名言，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确定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极其复杂艰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什么是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是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明确道路、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科学理论，解决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伟大志向和勇于担当革命重任的人。他是党内最重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代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调查研究是他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的32天的实地考察，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取他们的报告。这次深入实际和基层的调查，对毛泽东同志搞清楚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后来形成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对宁岗、永新两县，中央苏区的寻乌、兴国两县，才溪乡、长岗乡，木口村和东塘村等处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还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的调研，如赣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革命初期的两部土地法等。这些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以及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理论，初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大敌人，完成建立新中国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注重内外兼修，科学认识客观世界，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成为党内的共识。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941年毛泽东同志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倡导全党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同志担任局长，任弼时同志担任副局长，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同志兼政治研究室主任，收集和研究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情况。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包括张闻天同志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深入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同志著名的《出发归来记》就是这个时期深入农村调查的成果。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倡导全党实施调查研究，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高度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以此为基础，确定怎样搞中国革命的理论、道路、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这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

调查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调查研究。

　　这期间第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是为开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1955年12月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期间同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又到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随后，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共听取国务院34个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成果。这次调查研究，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起到了显著作用，也为开好党的八大提供了指导思想，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这期间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1961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在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指导三个小组，带着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到湖南、浙江、广东进行调研。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让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这次全党进行的调查研究，为克服当时的严峻困难，确定正确的调整方针，开好“七千人大会”，特别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制定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重要文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查研究与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决策和实施改革开放与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密切相关。

　　一次是从197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分别派团出国考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调查研究。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五路深入调研考察至为重要，特别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团考察西欧五国，即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影响更是重大。体现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专门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引起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正如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所说：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回来汇报，这也是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调查研究。为1978年12月成功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期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国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如何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部署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79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专门召开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部署动员调研工作。这次调研确定四个调研课题并组织了四个课题组，分别承担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研究、解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同改造企业相结合的问题以及经济理论方法研究等调研工作。这四个调查组直属队的人员就近400人。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纷纷响应和效仿，如黑龙江等省，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进行调查研究。这次对国民经济的调查研究，反映了各部门和各地区希望真正从实际出发，在认真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调查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好途径的愿望。

　　这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确定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党建调研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党面前。这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解决这个十分重大和紧迫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为回答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中共中央决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开好这次全会，起草好这个重要的决定，中央组织了18个调研小组，抽调100多名干部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先后到22个省、市和有关部委办进行调研，同4000多位同志座谈，其中有省部级干部174名，厅局级干部1300多名，专家学者120多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3个专题调研报告，送中央和供文件起草小组参阅。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正式提出和部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期间还有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有紧密的关系。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著作；还调阅了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如1935年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等。与此同时，深刻总结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历史教训，研究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情况的材料；阅读了不少有关当时国际局势和世界各地区发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同时也研究了一些有关我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特别是世界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情况的资料。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市指导党政干部进行“三讲”教育后，紧接着在广东深圳市、顺德市和广州市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课题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在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同广东省委常委座谈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郑重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说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同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调研考察，5月14日，他在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