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伟业铸巨制（《中国制度面对面》连载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

　　编者按：为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中央宣传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出16个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了2020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面对面》。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力求做到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活泼多样，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神州大地物换星移。5000年、180年、100年、70年、40年、8年……在滚滚向前的时间轴上，这些节点诉说着中华民族的世事沧桑和苦难辉煌。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接续探索，为实现“中国之治”而不懈努力。

　　2019年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擘画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艰难探索感慨万千，对中国制度的博大精深由衷赞叹，对中国制度的雄浑伟力无比自豪。

一 上下求索 吹沙见金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所谓制度，概而言之，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持长治久安、纲维有序，就必须有一套稳定成熟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制度文明，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据史料记载，隋唐朝贡场面盛况空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蔚为壮观。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时，沉湎于“天朝上国”美梦的中国社会，却还在以历史的惯性向前运行。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面对他们带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和信息，乾隆皇帝嗤之为“奇技淫巧”，对西方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清王朝的美梦很快就被戳破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不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在“洋枪洋炮”面前败下阵来。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由于那时制度的腐朽落后，注定了中华民族“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历史命运。为挽民族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自此，中国走上了制度变革探索之路，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但都一一碰壁，以失败而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要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先进制度，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无论是“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无论是“三三制”还是“豆选法”……这些早期实践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价值主张，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立起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劳动保险制度……全方位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大厦。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存在的制度问题，还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对制度造成严重破坏。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套制度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比如，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科技体制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这些“中国特色”，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相比过去，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的是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书和着力点；“下篇”系统梳理和集成升华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臆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形成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从鸦片战争引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第一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为归依的百年求索，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百年复兴。

　　回顾近代以后中国立制、创制的艰辛历程，中国人民苦苦追寻、不懈探索、接力奋斗，有过山穷水尽的迷茫，有过屡试屡败的苦楚，有过照搬照抄的教训，有过成功探索的喜悦，书写了一部在困顿中觉醒、在艰难中摸索、在坚守中创新的壮丽史诗。

二 底蕴深厚 吐故纳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即便是处于战乱纷争、政权割据时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成为时人对国家统一最强烈的表达。

　　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来源，是支撑国家运行的根本基础。同时，统治者也从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自古就有“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

　　比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古人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强调的是，“礼义廉耻”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活动和科举取士等事务，对于维护封建礼法、稳定世道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官职“方伯”，对各诸侯进行巡视监察；汉武帝时期，创设了刺史制度，对地方郡县进行监督和控制；隋唐以后，专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等事务；明清时期，八府巡按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我国封建社会巡察制度是比较成熟完备的，巡察官员权威极大，“御史出巡，地动山摇”“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宝剑，八面威风”。众所周知的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惩恶扬善，他们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