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产生过程、主要内容及深远影响

蒋永清

　　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总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实践中将继续发挥指导作用。

　　一、另觅新径：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促使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目标的设计思路另觅新径。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崭新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严重曲折。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 “四个现代化”目标写进了党章。其时，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在下半年及时作了 “反冒进”的努力， “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初步遏制了冒进倾向”。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在开展反 “反冒进”中掀起 “大跃进”运动，提出用 “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加上其他方面的叠加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分 “两步走”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战略，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 “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已经调整到35年后的20世纪末了，目标还是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时间段虽然拉长了，但目标没有变。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两步走”发展战略，并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时间表和具体任务。具体为：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粉碎 “四人帮”、结束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经济工作中又出现急于求成的现象，一些 “左”倾政策继续发展。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显然是受 “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提出了过高的目标，延续了 “大跃进”前后不切实际的冒进做法。因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 ‘左’倾错误影响”。同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要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并对原订的十年规划纲要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

　　早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和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的“现代化”含义到底是什么。1975年4月和6月，他两次会见美国客人时，一方面说 “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 “雄心壮志”是20世纪末 “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从 “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讲，而是从钢产量等工业指标方面讲的。改革开放起步后，邓小平对 “现代化”的思考更深入。1978年9月12日，他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同年10月份他出访日本，进一步近距离感知 “现代化”。这些思考的初步结论就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讲，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差距太大，我们从五、六十年代起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指标为中心的现代化蓝图设计有根本缺陷，只有跳出这个思路重新设计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1979年3月，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期，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提纲》。3月21～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对国民经济进行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调整，意味着20年来现代化建设蓝图的设计思路走进了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跳出高指标———比例失调———经济调整的恶性循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促使邓小平清晰明确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目标的设计思路另觅新径。

　　二、偶然与必然：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用 “小康之家”形象化地概括 “中国式的现代化”，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

　　（一）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调整问题的同一天，1979年3月2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就给 “现代化”的含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 “现代化”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 “七十年代的水平”。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他重申了3月21日同外宾谈话提出的新概念：“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这个表述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的 “赶超”目标，代之以实事求是的、承认落后和差距的、现实的目标。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是西方国家50年代的水平，考虑到同步发展的因素 （即我们发展了别人也在同步发展），20世纪末我们能达到西方国家7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说仍然有20年的差距。他指出：“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这样就放弃了过去一段时间脱离实际的单凭热情和豪言壮语而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代之以渐进的、按照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发展所能达到目标的规划之法。

　　（二）形象化的概括：“小康之家”

　　如何用大众化的口号语言来概括 “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首先，确定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说到底，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不得不降低原来的高目标，代之以低目标。目标虽然降低了，但是很实在，工作可以抓得很细、很具体，从而也就很有效。

　　其次，数据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数据支持，此前的设计都是以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指标数据来支持。“中国式的现代化”用什么指标作为参考数据呢？邓小平看到一份澳大利亚的统计材料，这份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20世纪末提高到多少呢？邓小平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发，设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数据。1979年7月28日，他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提出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的具体数据：“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这样，邓小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标准来设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数据。为了使这一数据给人带来更具体、更直观的感受，邓小平用 “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来作解释。其实，这个提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后制定 “三五计划”时就已经有了。1964年编制的 “三五计划”就是 “吃穿用计划”，是按照 “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当时邓小平曾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要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着眼于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们国家的脚跟就站稳了，基础就稳固了，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总之，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础工业，第三是搞国防，要以这三点为纲，来制订我们的计划。”可见，邓小平在设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数据时，参照的仍是此前艰辛探索现代化建设历程的宝贵经验。

　　再次，形象化。一个目标用大众化、形象化的语言概括出来，能起到团结、鼓舞、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巨大作用。“中国式的现代化”用 “小康之家”这一形象化的概念表达出来，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

　　改革开放起步后，中国决定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与设备来加快现代化建设。1979年9月，中国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贷款事项。同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向中方通报了1979年度向中国提供550亿日元贷款事项，日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界和舆论非常关心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如前所述，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则提出要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这种长远目标上的明显变化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界和舆论对此加以评价并表示强烈的欢迎，普遍认为这种调整是适时的，但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仍抱有疑虑。因此，大平正芳见邓小平时，除通报政府间日元贷款事项外，坦陈了日本各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的疑虑，期待从邓小平这里得到权威解释。他询问邓小平， “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这个问题显然出乎邓小平的意料，他略微思考了一下。不过，正如马克思指出：“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正是这一 “偶然”提问，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必然”理论。“小康”概念在邓小平回答大平正芳的提问中脱口产生。邓小平这样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 ‘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次谈话内容没有在国内媒体上公开， “小康”一词在1979年的 《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过，此后第一次出现在 《人民日报》国内要闻上是1980年6月3日该报第七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穆广仁写的一篇通讯报道。文中写到：“中国人民正在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到那时，生活可以达到一个 ‘小康’的水平。”“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的水平”，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两个重要论断都在这里出现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用 “小康”一词描绘 “中国式的现代化”？

　　首先，这个概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对衣食无忧生活状态的描绘。“小康”最早见于 《诗经》，西汉儒家经典 《礼记》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近代康有为则把它看成是通往 “大同”的中间环节。这个概念在民间深入人心、耳熟能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曾使用过这一概念。邓小平长期主管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对这个概念是熟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康”通常作为贬义词用来描写农业合作化之前那种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残余，意指右倾保守的 “中游思想”与 “中庸之道”。《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那种 ‘小康之家’的幻境，不过是些很可怜的个人庸碌的打算，根本不能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气势磅礴的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相比拟！”不过，“文革”期间很少使用这个概念，因此，1976年粉碎 “四人帮”、结束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对这个概念还是略显陌生。在全面拨乱反正的背景下， “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正面使用 “小康”一词不但不会成为一种禁忌和顾虑，相反，这个词恰恰能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人民热切盼望。因此，这一概念提出后，让人耳目一新，以其新颖性和概括性而迅速传播开来。

　　再次，“小康”一词反映出来的人民群众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邓小平此时思考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旨高度契合。粉碎 “四人帮”、结束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面临的状况是 “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著名的 “北方谈话”，推动党和国家重新奋起。在这次谈话中，他反复强调 “人民生活困难，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中心思想，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这些言辞体现了邓小平希望人民群众能早日过上富裕的 “小康”生活的迫切心情，因此，在回答大平正芳的问题时，“小康”一词就非常自然地 “既偶然又必然”地脱口产生。邓小平一生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忠诚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时刻刻把让中国老百姓过上 “吃得好、穿得暖、用得好”的幸福生活作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他脱口提出的 “小康”一词是和他对人民的大爱之情息息相通的。这一词语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一经提出就很快成为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鲜活语言，展现出持久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