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陈 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这个重要论断，启发人们从道路的角度来理解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课题。

道路决定命运

　　道路决定命运。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面貌，是向上腾升还是停滞不前抑或向下滑落，都有轨迹可寻，由道路决定。美好的未来，只有通过科学有效的道路才能够争取得到，把握得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命运，始终与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自觉和自信、坚持和发展息息相关。

　　近代以后，为了找到能够救国兴国的道路，中国人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但最终都没有成功走出一条能够救国兴国的道路，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唯独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路走来，团结带领人民“改天换地”，进而“翻天覆地”，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曾经产生过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新兴社团，达到300多个。这些组织当中，有不少是想干事、想找路的，并且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除了中国国民党跑到了台湾，其他的都到哪里去了呢？基本上烟消云散。原因何在？因为他们选择的那些道路都走不通，不管用。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风雨兼程，把走自己的路，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进而把握时代大势，立足基本国情，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探索开创并坚持发展能够救中国、富中国、强中国的正确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核心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路径依赖”，以为重演俄国革命从城市到乡村的道路就能成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这条路，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是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创建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把此后一段时间的国内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完成土地改革这一民主革命任务后，必然的前进方向。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涵是“一化三改”，即搞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其独创性在于：在农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通过公私合营进而和平赎买，建立国营经济。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历史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的传统。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立的改造中国的一个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后，党的八大明确宣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向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开创，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这条路、走这条路的历史依据是，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探索成功；现实依据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依据是，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个理论依据，对党的八大概括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进一步提炼，把“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由此明确，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主要的历史任务。4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找到了、坚持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得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00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所谓根本成就，不仅指它的内容和意义非同一般，也指它是从近代以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探索和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开创出来的。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创造；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时，就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一路前行，所探索奋斗的历史主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走自己的路上面。走自己的路，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走自己的路，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面貌；走自己的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面貌。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表述过程

　　自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7次全国党代会报告的标题分别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胜利”；“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不难发现，这些标题都着意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并且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人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积累，即人们常说的不断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新世纪初期的“成功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些都是党的文献中的正式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过程的简洁概括。

　　在开创和发展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和表述它，也有一个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用“中国道路”来简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话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以后，除了重要场合和重要文献，仍然使用全称外，平常情况下，人们习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为“中国道路”。

　　这个简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条代表中国共产党基本形象，昭示中国共产党探索奋斗的前进之路；也是一条党领导人民创造出来的，把中华民族连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不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理想，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

　　使用“中国道路”这个简称，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上，旗帜鲜明、简洁明了地传达出，道路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命脉，更“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如果不了解它，就很难认识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真实面貌。使用“中国道路”这个简称，还表明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但不是简单延续这个“母版”；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但不是简单套用这个“模板”；它汲取了20世纪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但不是其道路的“再版”；它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趋势，但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它符合国情，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