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大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重温初心、铭记初心

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初心使命和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丛编》全景式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重温初心、铭记初心。

　　《丛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特别是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它不仅使深藏在各地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和个人收藏的新善本重新出现，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的灿烂文化景观，而且有利于收藏和保存这些十分珍贵、不可再生的红色图书，以方便世人阅览和学者研究。

　　《丛编》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它在影印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对原始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说明”和“注释”的形式展现出来，一些释文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空白，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迪。

　　《丛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党史党建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而且还带出和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校内外结合、跨地区、跨学校、跨学科的学术团队，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集聚和培育了人才。编撰过程中体现的团队协作精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久久为功的优良学风，必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大批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

追寻中国启蒙先驱者足迹的丰硕成果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丛编》是编纂工作者执着追寻中国启蒙先驱者足迹的丰硕成果。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无数启蒙先驱者艰难求索，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正是在这以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中国翻译和出版，供工农群众学习，在工农群众中传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启蒙先驱者撰写和出版了一本本关于宣传和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定稿和出版，构成了中国启蒙先驱者们艰难求索的足迹。这是在黑暗中探求光明的足迹，是坚毅无比、力量无比、信心无比的足迹。编纂《丛编》的过程，就是追寻启蒙先驱者足迹的过程。

　　抚今追昔，回想被载入史册的辉煌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历史，我们要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高歌。翻开被历史尘封的厚重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我们要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高歌。

　　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引领我们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承担新时代的使命，守护好党的精神源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信仰、信念、信心，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续写华章。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文献，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既具重要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献。在《丛编》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知识界选择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程度和翻译技巧、质量与水平。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出版机构的作用是什么，文本出版之后发行的渠道、发行的数量如何，营销策略是什么，可作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译者密切相关，翻译者的文化背景、心路历程如何，可依据这些文献作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的过程。为帮助中国读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知识界翻译了部分国外学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知识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国外学者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也撰写了大量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论文。《丛编》将这些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和呈现，再现了国内外学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为马克思主义解释史、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中国知识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道路、革命前途等系列问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丛编》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文献。

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早期传播的历史特点

孙来斌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早期传播历程，可以发现《丛编》具有如下重要历史特点：

　　反映经济落后而革命领先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出西欧，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十月革命的发生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中俄两国国情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这表明，物质文明不高，并不能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

　　经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交织碰撞的复杂关系。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了艰辛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也有鲜明体现。从“五四”时期到建党前夕，正是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思想界交织的时期，正是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期。将早期传播文献编纂出版，有助于再现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选择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过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支撑。

　　体现马克思主义译介者与革命者身份的特殊叠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学东渐，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以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得到译介。一方面，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英文、日文、俄文等材料转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另一方面，旅欧特别是旅法的中国青年，直接在西欧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在翻译和阅读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

徐方平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我们通过编纂《丛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衡量标准的认识问题。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及其综合性的内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就是说是否已经“化”出了东西。具体而言，一是拿谁来“化”？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二是谁来“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化”，解决了这个主体问题；三是“化”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丰富的实践，解决了这个对象问题；四是“化”出了谁？党的二大在列宁东方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这个结果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时间的标志性事件问题。以上述四个标准来考量，我们认为党的二大召开的1922年7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时间。相对来讲，前三个问题是基本条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的纵向过程，第四个问题是初步结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静态的横向结果。我们可以借鉴学界“外文译为中文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一家之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中国化揭开序幕的，但也只是“揭开序幕”而已，还没有“化”出像样的科学理论。

　　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的传播，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反过来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度运用。

　　（来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