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 有哪些重要启示？

沈桂龙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世界中国学既包括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也包括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是基于中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视角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从世界中国学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理应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性的研究，并从发展起步和现代化进程比先发国家迟的后发国家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致力于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以中国为方法”为世界各国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建立文化主体性奠基。“以中国为方法”最早由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强调把握中国的特殊性、探寻中国的原理，在中国的特殊性和欧洲的特殊性、中国的原理和欧洲的原理的交流对话中，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开创出“真正的普遍性”。

西方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的独特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组织、海外学者、政治家和媒体的相关研究为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他者视角和国际观照。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对此海外一些知名中国学专家有着共同认知。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出：“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情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国共产党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美国中国学专家柯文在反思美国中国学三种范式的不足后，提出“中国中心观”，其精髓便是反对在中国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经验。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学者们同样反对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蕴含着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海外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学者无不注意到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上海史的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提出，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体现出中国的特殊性。2004年，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与西方关于现代化的“华盛顿共识”显著不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兰普顿在《中国模式为何吸引世界目光》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发达的官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调动资源的能力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国际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人力资本禀赋和执政能力上的优势。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怀默霆认为，计划经济留下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留下不可复制的发展前提。

　　海外中国学中的“中国特殊论”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其一，学者在论述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免偏爱，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又强化了这种偏爱，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普遍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亦在情理之中。其二，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学者提出的“中国特殊论”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反映到海外中国学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专家为推动中美关系“破冰”，强调中国与苏联的差异和中国的独特性。此外，一些美国学者在强调美国作为世界典范的特殊性时，也用区别于美国的其他特殊视角开展中国研究，从而有意无意地加强了“中国特殊论”的分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指出，“美国例外论”是“传经布道式的”，主张价值观的普遍性；“中国特殊论”是“文化性的”，主张文化的普遍性。其三，论者或承认中国独特但没有超出已有模式，或认为中国过于特殊，其他国家无法复制其现代化道路。

　　从世界中国学出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中国独特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历史渊源。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和实现后发国家现代化新路径，并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选择。

后发国家视角：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

　　长期以来，一些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盲目效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需慎重，就有一些国家出现现代化进程中断的现象，简单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往往并不理想。广大后发国家希望加入现代化进程，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后发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迅速增长的浓厚兴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成功后，尝试寻求新的现代化道路的迫切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获得国外官员和专家的赞许赞誉。巴基斯坦前驻伊朗大使阿西夫·杜兰尼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国际集体利益提供理想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利用武力、霸权、自然资源和碳排放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在过去40年唯一没有卷入战争的国家。全球南方青年发展专家恩格尔·卡瑟·纳瓦布撰文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提供中国洞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意大利国际问题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注意到，中国是向非洲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与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中国不向他国强加相异的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惠性、自主性和开放性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所重视。2021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的减贫成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启示，尼加拉瓜期待从中国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土耳其裔美国中国学专家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一文中认为，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局限于中国自身，其他国家的发展可以借鉴中国经验。埃塞俄比亚著名学者、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前所长尤纳斯·阿达耶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提供开放式发展的模式，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它不会对其他国家说，必须按照我的模式发展，否则你就会失败”。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非洲中国学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减贫事业十分重视，学者纷纷呼吁非洲国家借鉴中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经验，更深入地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都对中国式现代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从世界中国学的角度把握论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焦点，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治理与外交政策两大主题的内在关系。一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稳定的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仰赖在发展过程中化解国内社会矛盾，抑制两极分化、政治割裂，妥善处理外交关系。一些国家或是因内部动荡、或是因对外战争、或是遭到侵略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受挫。有的亚非拉国家面临国内民族、宗教冲突，不能平稳迈入现代化轨道。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外相辅相成的局面下稳步推进，国力提升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这是后发国家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相关主题背后的内在逻辑。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多采取“不干预”策略，在军事干预上尤为慎重，这是后发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兴趣浓厚的外部动因。

　　与西方视角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相对，后发国家视角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后发国家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来自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许多共同特征。由于后发国家的中国学起步较晚，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认识尚不充分，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

世界中国学：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与普遍

　　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视角和后发国家视角上的差别体现出海外中国学发展的不足。真正的普遍性总是具体的普遍性。作为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世界中国学既包括海外研究中国的“局外视角”，又包括国内对中外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局内视角”，统合“局内”与“局外”双重视角，才能引导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局内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传承历史，又融合现代文明，在文化和文明的创新发展中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文化力量，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世界中国学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古典文化、现代化历程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最深厚的根脉，影响其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宝贵财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极其宏阔的历史高度与深度，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征。“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有效解决“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复杂难题，化“人口数量”为“人口力量”，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规避“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陷阱，坚持“一个也不能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心物合一”的精神诉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更加重视满足人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和万邦”的交往原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走“国强必霸、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走促进世界发展、谋求共同进步的新路。

　　从“局外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学习借鉴与赶超发展的现代化。现代化发端于英国，短时间内扩散到欧洲大陆，随后向全球传导至今，给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就现代化的普遍性而言，国家的现代化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伴之社会文化、衣食住行、伦理生活等领域的转变，形成与前现代社会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以及回溯性地形成区别于以往历史上实存的“传统”。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罗荣渠教授特别强调工业化在现代化变革中的推动作用，并指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计划性和学习性。就现代化的特殊性而言，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展开，以自身社会固有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因此，一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现代化过程和特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实践既广泛学习既往现代化案例的成功经验和举措，又不盲从西方模式，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中国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学习性、创新性、高效性在海外中国学中占据突出位置。

　　综合“局内”与“局外”双重视角，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一般道路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所作的辩证综合，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普遍性指明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远历史意义。

“以中国为方法”：建立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国开辟现代化新道路，首先呈现出追随既往现代化国家的“老路”。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当他国开始追随和学习这一现代化新道路以图自强，现代化新道路的特殊性就部分地成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新模式的诞生也就成为历史必然。从现代化的普遍性来看，这一过程无损于通常意义上的普遍性，而加入新的规定或选择，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从特殊性来看，这一过程在使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有着因具体国情不同而表现出的现代化具体路径的不完全一致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原型英国，其抽象而得的现代化“普遍模式”亦有英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独特的国情所支撑，这一点也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命名中。同理，不同历史时代代表后发国家赶超的德国“莱茵模式”、“苏联模式”，及其变体“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东欧模式”等，无不在追求快速建立工业体系、实现赶超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民族和地理空间的特征。可见，任何一种现代化新道路都是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充实壮大。中国式现代化为现代化的普遍性开创新的可能，增添更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现代化路径和思路。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在开辟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为其他寻求按照自身需要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可能性，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试图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强加给世界，而是为其他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智慧与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对外输出模式，而是体现在结合本国实际、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独立探索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世界各国可以从自身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而走通这条道路的关键在于实现本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起自身文化主体性，实现文化和现代化的相互促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遇到学习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在吸取借鉴外来知识、技术、生活方式、文化，学习他国成功经验的同时，如何继承与发展本国文化。一旦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落入了全盘否定本国文化的窠臼。西方现代化理论对比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运用“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现代化的特征、动力和规律，认为西方国家具有内在优势和非传统阻碍，得以成功实现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只有引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理性化和民主化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以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为代表提出的有关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理论，运用“中心—外围”分析框架，认为只有摆脱作为世界中心体系的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在现代化实现模式和具体路径上并未取得成功，没有真正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提供更加可靠而具体的理论指导。其中的要害就是没有从学习借鉴的“学徒”阶段过渡到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阶段。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守好传统文化正气的同时，更要保持创新的锐气和勇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尊古不复古，在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中提炼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理性精神和现代思想。

　　总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彰显中国特色、显示其独特性的同时，也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由此将部分特殊性逐步转化为普遍性，为现代化一般规律提供更为丰富的科学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突破，从世界中国学角度看，是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为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了思想和文化的力量。

　　（来源：2024年第10期《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章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