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心中的灯塔--忆父亲

　黄小燕

　　编者按：黄振，新四军五师的一名文艺工作者，枪林弹雨中，他以艺术振奋军威，使受伤的士兵忘记伤痛，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往无前，解放后，他又活跃于戏剧舞台……战场立功，家严立德，他是人民的功臣，像座高山；他是女儿的蒙师，像一座灯塔。作者寄情笔下，浓墨重彩，描绘了父亲的坎坷人生，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日，这一年也是我们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１８年的日子。７月，我带着刚从大洋彼岸美国求学回家的儿子孙凡冒着阵阵的雷电风雨，踏着崎岖的田间小道，重返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黄陂罗汉，同那里热情的父老乡亲们追思抗战岁月的人和事。人民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沉痛地悼念他，深深地思念他。

　　时间抹不去对往事的真切记忆。在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日子里，在父亲的祭日，又唤起我真挚而又深沉的忆父之情。

　　一

　　我的父亲黄振，又名黄英雄，是在峰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上战斗过的新四军五师文艺战士，是在白色恐怖、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坚持斗争的游击战士，是建国后文艺战线的拓荒者、湖北戏曲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出生入死，敢于斗争，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粗犷豪迈，气宇不凡，幽默风趣，他待人宽厚，光明磊落，视事业如生命，视学生如亲人。他严于自律，生活简朴，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熏陶和警示着我们子女。他一生历经坎坷，是个传奇式人物，到了晚年却没有来得及享受幸福和安逸……

　　父亲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汉乡的一个中农家庭，排行老三，有一个长兄和一个姐姐。祖父是个木匠。１９２６年，父亲在乡私塾读书４年，１９３７年被乡保长抽壮丁集训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被日寇抓去做劳工，在谌家矶修桥８个多月，不久逃跑，参加了当地抗日游击队，１９３９年１０月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湖北安陆赵家棚加入了转战于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４０年初，上级组织派父亲到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学习。１９４１年１月，蒋介石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这一年，父亲在随营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整编后的新四军五师司令部第一期参谋训练班学习。年底调任五师政治部文工团楚剧组队长、指导员等职。他一直献身于部队戏曲事业，历任楚剧队长。后来，他带领楚剧队活跃在陕南，随军中原突围直至抗战胜利。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新四军五师楚剧队由湖北大悟宣化店突围陕南，不幸集体被捕坐牢，乔装民间“戏班子”脱险，乔装打扮隐蔽进入地下斗争。１９４７年冬，接到上级组织“我军南下，迅速归队”的通知，终于找到大部队，回到豫鄂四军分区，向罗厚福司令员报到。

　　１９４８年２月，因革命根据地扩大，发展地方武装，上级派父亲留守孝感地区打游击、搞土改，８月调任黄陂四区九联村主席、罗汉乡乡长、区委委员、区农会主席，直到迎来湖北全境解放，即投入他所热爱的戏曲事业。

　　二

　　父亲闹革命的故事，是在我下农村后从乡亲们的嘴里才丰富起来的。

　　１９７２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下放到了父亲曾经闹革命的老区--黄陂殷家岗插队。第二年末，我的大弟黄小明也下放到此地，姐弟俩在父亲闹革命的地方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不要我们回武汉。他因为身体不好，也很少来乡下看望我们。但是，儿女们心里清楚，父亲是很牵挂我们的。谁要是到孝感地区开会，他都叫人路过黄陂花石桥来殷家岗看我们，带信嘘寒问暖，捎来几大瓶子我们爱吃的榨菜炒肉丝和豆腐干。

　　在乡下，我们很争气，插秧、割谷、摘棉、锄草、抽水、养猪、放牛等，什么农活都争着做，抢着干。乡亲们都夸我们说：“真不愧是革命的后代，黄英雄的儿女呀！吃得苦，没有一点城里人的娇气和架子。”那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是人民币１角６分钱。我们起早贪黑，不敢旷工，到了年终，还是欠生产队几十元人民币。虽然苦点累点，但我们心情舒畅，虽然没有什么好菜吃，但每天都能吃上“新”米饭。虽然我们远离父亲母亲，但每天都能与热情的家乡人生活在一起。乡亲们白天教我们干农活，我们夜间教他们学文化。我们生活上有困难，乡亲们体贴、关照我们。乡亲们有个啥疾苦，我们热心快肠去帮助他们。有时下工后我们不想做饭了，就到乡亲家去蹭饭。我们不管走到哪家，哪家都很欢迎我们。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就是多加两双筷子吗？”说句实在话，我们在家乡还真沾了父亲不少的光哩！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从那些曾经与父亲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的嘴里，从父老乡亲嘴里，聆听到好多“黄英雄”的惊险故事，有“投奔革命遇险记”、“神出鬼没除汉奸”、“白区收税筹款支援前方”、“智勇夺枪武装自己”、“虎口拔牙为民除害”、“赤手空拳擒匪首”、“身陷囹圄化装突围”、“突破重围找部队”等等。父亲那智勇双全、出生入死的男子汉英雄形象在我们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一次，我放牛到几十里以外的雷家集，村妇女主任听说黄英雄的女儿来了，放下地里的活就跑来找我，要我到她家去喝茶。我刚到她家门口，就围上了许多村里的老乡和小孩。妇女主任的伯父给我讲起父亲当年为百姓除害的故事：１９４８年秋天，父亲当时公开身份是黄陂四区九联村主席，其间国民党“剿匪”司令部在祁家湾设了个谍报队，谍报队头头是个罪大恶极的陈继安。为邀功请赏，他侮辱并凶残地枪杀了地下游击队员，还当众示威。老百姓悲痛万分，游击队员们忍无可忍。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拿下陈继安！”随后，带上李炳照、雷幺等３个游击队员，打听到陈继安的动向，随后跟踪他到一个酒家，我父亲冲了进去，拿起枪对准陈大声喊：“不许动！举起手来。”陈趁着酒兴未醒，点头哈腰陪着笑说：“我们都是朋友，有话好说嘛。”父亲不理睬，示意另外两个人，三下五去二，连捆带绑将陈带走，走到十字路口无人处，说时迟，那时快，游击队员们对陈一阵拳打脚踢，他们快刀斩乱麻，没有浪费一颗子弹就将陈制服并打死在地不动弹了。第二天，老百姓知道后都拍手称快：“铲除毒瘤，拔掉这个钉子，为民除了大祸害。”群众心里都明白，此事一定是共产党干的，是黄英雄领头干的。自那以后，谍报队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了。

　　１９７２年年末，有一次我到孝感地区参加全地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报告会，在会上作了《科学养猪》的典型发言。会后，碰到区里的一位领导，他半信半疑地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叫黄振？我肯定的回答道：“是啊。”“你就是黄英雄的女儿？”我自豪的点着头。他又兴奋地说：“我是你爸爸的老战友，就叫我黄叔叔好了。” “黄叔叔，您好！”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黄叔叔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起了“大山寺保卫战”和我父亲的往事……

　　１９４４年５月，顽军第二次进攻五师指挥阵地大悟山，企图消灭革命根据地。师部已经下达命令，战斗部队整装待发，后方机关迅速转移。老百姓见状，惊慌失措起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此时，李先念师长决定不能转移，要坚决地打。他下命令：“跟我把楚剧队找回来！”时任队长的父亲得到命令，火速带队赶到师部接受任务后，并立即向同志们传达了上级指示：“搭台唱戏！把群众都唱回来，把人民的信心唱起来，把部队里的战斗士气鼓起来！”话音刚落，鸦雀无声的文艺队顿时沸腾起来了，大家在父亲带领下，十几分钟就搭起了土台，挂起了幕布，敲起了锣鼓，打响了闹台，锣鼓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之间。老百姓都回来了，李师长坐在地上，一边看戏，一边拿着电话机指挥战斗：“冲上去！夺回大包子！”楚剧队上演的是《盘肠大战》，演员唱得有劲，群众看得起劲，前方的战士们听到锣鼓声，精神抖数，英勇杀敌。后方的农救会骨干送担架，妇救会群众送茶水和干粮。前方不断传来好消息。两袋烟的工夫，捷报频传：“我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冲锋，占领了大包子。”“大包子又夺回来了！”这真是，首长的指挥，战士们的冲杀，群众的支援，台上的锣鼓，一阵子此起彼伏，回荡不绝，演奏了一曲大山寺保卫战胜利的乐章。楚剧队在反动顽固派势力的包围夹击下，配合部队顺利完成了战地宣传鼓动任务。

　　最后，黄叔叔还激动地介绍，在新四军五师会师庆功会上，李先念师长兴奋地挥动着拳头说：“新四军五师已成为中原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部队！”这一句话刚落音，很快就淹没在浪潮似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生长在革命的家庭，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尽管父亲多年来由于工作忙，很少带我出门，很少和我谈心，但我还是能够从他忙碌操劳的身影中、从老区根据地父老乡亲们的赞扬声中，体验到父亲的人格魅力和对子女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