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鹄：琐忆父亲陈潭秋

　　陈鹄口述 张玉菡 赵  婕整理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生于1896年，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蚕食、瓜分中国，甚至要吞并中国，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满清政府和随后的军阀割据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父亲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学生时代就有救国救民的思想，1916至1919年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求学，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先驱，并开始走上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0年与董老在武汉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1943年9月27日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7岁。他的死“重于泰山”。

　　对父亲的琐碎记忆

　　我和父母相处的日子非常短促。我是1928年春末夏初出生的，出生地是上海还是南昌，已经无法查考了。1933年春，我还不满5周岁，父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母亲也准备随后去中央苏区。为了避免子女的拖累，更为了子女有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他们把我送到武汉外婆家抚养，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父母。1934年2月，我母亲徐全直在南京牺牲了。
　　也许正是因为我幼年失去父母，因此80多年来常常思念父母，特别是成年以后从理性上知道父母是特别值得怀念的人，而我能怀念的内容又是那么贫乏，对于未能与父母长期相处非常遗憾。因此，我和父母那短暂的、亲密的直接接触中留下的稚嫩、依稀的点点滴滴“记忆”深深地保存在心中。这些记忆虽然琐碎，无关宏旨，但却是我切身的感受和真情实感，是我终身的温馨回忆，对我的心灵是一种特殊的抚慰。
　　我记得：在家中，父亲常让我跨坐在他的膝上，面对面地和我说话，可惜说话的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和母亲常常会欢快地笑起来，大概是我的稚气引起的，这种情景应该称得上“其乐融融”吧！这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的记忆。至今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没有丝毫父亲对我发脾气、责骂等印象（反而有母亲曾在我屁股上打过两巴掌的印象），但这并非我小时候特别乖巧、听话。以后我到外婆家，外婆对我的评价是“很有些淘气”。当小学生时多次受到罚站或教鞭打手心，从来都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在我和父母亲相处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带着我辗转上海、华北、满洲等地，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0年，父亲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关押近两年，“九一八事变”后趁监狱管理松懈、混乱，经党营救出狱。父亲被捕时，我才两三岁，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蛋羹烫手”：在一个较大的阴暗破旧的房子里（现在判断大约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母亲用煤油炉蒸了一碗蛋羹，摆在桌上。我跪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勺，在蛋羹上“画格子”，画着画着，蛋羹打翻了，扣在我的手背上，烫起了两个大泡。因为很痛，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身边不见父亲，应当是已经被捕了，母亲正是十分无助、忧心如焚的时候，我还烫伤了手，母亲的心经受多么大的煎熬啊！
　　在上海，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出门，印象较深的是乘坐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是在街边招手上车，车停下后，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双手插在我的胁下举我上车，我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父亲的动作向上一跃，表现—下我很“行”，因为父亲有时会说一声“哦！行呀！”，我欣赏这种赞美。乘有轨电车时，车厢地面上扔有许多车票，我总要捡拾起一些，回到家中扮演售票员（在我稚嫩的心目中，整个车厢内售票员最有权威），让父母扮演乘客。当我捡拾地上的车票时，父亲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好啦！好啦！回家够你卖的了。”现在想来，少捡一些，可以避开那些被弄脏了的车票。但父亲从未说过：“太脏了，不许捡。”    我记得父亲常带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里有两个比我稍大的小朋友陪我玩耍，比在家里更开心，而且吃饭的时候，必定有美味的鸡蛋汤。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后到中宣部）任职的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告诉我，当年是到他们家。那时我父亲任江苏省委秘书长，主持办一个工人干部培训班，地点就在王学文和刘静淑家中（他们家住房较宽敞，能住下六七名学员）。我父亲是主要的授课人，王学文也承担教学任务。我们两家装扮成亲戚，我称呼王学文和刘静淑为“姑爹、姑妈”。每次去“姑妈”家，都是我先到门外大喊：“姑妈，姑妈，我来了！”“姑妈”就可以放心地开门。我的叫声成为联络暗号和安全信号。“姑爹”讲到这些事情时，笑着说：“你在年龄还不够当少先队员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恐怕是最年幼的儿童团员吧！”
　　解放后，我从许多革命前辈处听到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些事迹以及父亲的为人。现在，这些也成为我心中的“记忆”，在脑海中对父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形象——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谦虚的人。他平凡而伟大。他没有显赫的名誉地位，没有担任过中央领导职务，也没有耀眼的传奇故事，但他有崇高的理想，为国为民坚韧不拔地、踏踏实实地干了一辈子革命。他从不追求名利，能上能下，为革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时降了职，照样把事情干好。
　　在众多前辈对我父亲的评价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周总理对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