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去成都看红军哥哥

　　人老了珍惜亲情，犹如寒冬到来珍惜阳光。这种感觉在我进入垂暮之年，身体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时越来越强烈。
　　我想四哥也一样。父辈们健在的时候，有他们的荣耀和恩威庇护着，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见面时亲如手足，但那时并不觉得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后来不同了，父辈们陆续离世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也成了父辈。到这时才发现，做父辈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轻松。因为当你开始成为父辈时，你也老了，生命开始枯萎和凋谢。伴随而来的是孤独，冷清，渐渐被人遗忘；身体也如被洪水围困的堤坝，不断出现险情。时下流行抱团取暖一说，依我的看法，这种现象更多反映了老人的渴求。就像多年未曾出川的四哥，近些年就经常传来信息，说捷妹，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想不想回成都看看？有意思的是，他7岁参军，9岁参加长征，经历过枪林弹雨，虽然官没有当多大，但仍不失铁血情怀；到老了，如同变了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儿女情长，文绉绉的，像个知识分子。
　　去年开春，四哥在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国荣来北京出差，特意到家里来看我。临别时，忽然认真地对我说，姑姑，是爸爸要我来看你的。他说他马上90岁了，没多长时间好活了，这辈子还想再见到你。
　　听见这话，我的心里一阵战栗：可不是吗？岁月无情，1935年11月跟随我父亲贺龙从故乡湖南桑植刘家坪长征，十四年后进军大西南时，又被他带到四川的那些亲人，比如跟随父亲两把菜刀闹革命和南昌起义的贺勋成爷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的贺文岱堂叔，还有在红二、六军团战斗剧社拉二胡的我小姑贺满姑的大儿子向楚生，以及在红二、六军团警卫连当警卫员的我二姑贺戊妹的儿子萧庆云等几个红军哥哥，都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长征时只有9岁的四哥向轩了，可他也到了风雨飘摇的年纪。
　　说话间清明节到了，听说四哥住院了，而我刚好要去成都看望一个身患重病的亲戚，同时给我父亲的爱将、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扫墓，想到还能看看他，于是千里迢迢，我踏上了去蓉城的旅途。
　　到了成都，堂叔贺文岱的女儿贺南南、贺锦南、贺蓉南，父亲的爱将贺炳炎之子贺雷生、贺陵生等红二代，还有许多我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红三代，早聚在一起迎接我，个个笑逐颜开。
　　去军区总医院看四哥那天，我悄然而至，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也没有跟医院打招呼，甚至忘了他正经使用的名字。因为在我们家族中，提起他，从来不用真名实姓，而是直呼他简陋粗糙得上不了台面的绰号。在护士站查阅他的病房，我描述了半天，说来看望一个老红军，他姓向，向前进的向，值班护士才如梦初醒，说你们是来看望向轩老首长的吧？他住在走廊最里面那个套间，刚看见他下楼遛弯去了。
　　快90岁的人住院，还能下楼遛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突然从住院部大楼下的花坛边被叫回来，看见我坐他的病房里，四哥有些蒙，有些不知所措，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几年不见，我发现他老多了，圆溜溜的脑袋上长出一块块老年斑，油亮的额头上冒出一片细密的汗珠。坐下后，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抖。看得出，对于我的到来，他是高兴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我没有叫他四哥，他也没有叫我捷妹，当面我们都没有这种习惯。相隔两三米远，因陪同我的人和陪护他的人都是转着弯的亲戚，见面相互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我和他反倒被晾在一边。而且他耳朵背，别人说什么他都当同他说话，不时含含糊糊地应和着。这期间，我看见他不时偏过头来看我，对着我笑，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像执意要从我的目光里，我的身上，找回我的过去和他的过去。
　　朋友们可能沉不住气了：我为什么叫他四哥？他为什么7岁参加红军，9岁参加长征？这诸多的疑问，我知道，我必须做交代了。
　　是这样：他是我父亲的亲妹妹——我牺牲的小姑贺满姑的儿子。相信湘西的人都听说过，当年在我们的故乡桑植洪家关，面对各种各样的黑势力、恶势力，不仅我父亲贺龙，而且在他之前和之后的整个贺氏家族，有一个算一个，都充满血性，嫉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不共戴天，从不怕被赶尽杀绝，亡命天涯。比父亲小12岁的贺满姑当然也是这样一个人。我父亲跟定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后，为防止反动派疯狂报复，她跟着比她还强势的我大姑贺英，取出北伐时我父亲从武汉捎给他们的枪，上了桑植鱼鳞寨。我父亲1927年冬天又一次回到湘西拉队伍，她们帮着他征兵筹粮，看家护院，俨然把父亲创建的红四军当成贺家的子弟兵。可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向生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凡事都由她出面并担当。她的两个大些的儿子向楚生、向楚明，早年被我父亲送到上海保护起来，后来回到湘西当了红军。家里还有三个较小的，三儿子向楚才只有5岁，四儿子向楚汉只有3岁，五女儿生下来八个月，名字还没有取，家人叫她“门丫头”。上了鱼鳞寨后，她把三个孩子变换着交给不同村落的亲友看管，时常下山来看他们，和他们同床共枕地住几天，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1928年5月，我父亲率领部队在石首、监利一带作战，面对白军的猖狂反扑，贺满姑带着三个孩子转移到邻县永顺周家峪一个叫段家台的村子里，桃子溪团防头子张恒如打听到后，立刻派兵包围他们藏身的地方。经过激烈抵抗，双手挥枪的贺满姑子弹打光了，连同三个孩子一起被抓走了。团防把她和三个孩子押回桑植，交给了驻桑植省军处置。被我父亲和贺家人逼得急红了眼的敌人，不放过这个炫耀功绩的机会，一面大肆宣扬逮住了共匪头子贺龙的亲妹妹，一面用尽酷刑，逼迫贺满姑引诱大姐贺英带领队伍下山。满姑宁死不屈，在三个孩子被贺英通过堂嫂陈桂如用重金赎出去后，不惜上断头台。
　　贺满姑死得很惨，是被凌迟而死的，这种死法在民国早已绝迹了。桑植县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贺满姑被凌迟的照片，其中一幅定格在她的双乳和大腿上的肌肉被割去的瞬间，惨不忍睹。我在电脑上查阅资料，无意中发现有人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