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陈昌浩——我心中的英雄

陈祖莫

　　陈昌浩的名字，对当下绝大数年轻人来说很陌生，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特别是建国初期学习过俄文的知识分子来说，陈昌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撰第一部俄华词典的著名翻译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陈昌浩曾是红军时期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理论家和政治家。
　　记得小时候在苏联莫斯科，有一次我在院子的垃圾场捡到一副旧肩章，上面有一道杠和两颗小星。我拿回家给我父亲看，父亲说过去他也打过仗可没有戴过肩章。我一听父亲打过仗，特别兴奋，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过仗的人就是英雄。
　　我父亲陈昌浩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从三十年代末开始，这位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却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由于种种的特殊原因，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陈昌浩的名字才开始进入人们视线。拂去岁月的尘土，拨开历史的迷雾，一位真实的陈昌浩逐步展现在中国广大民众面前。
　　1906年，我父亲陈昌浩在湖北汉阳出生，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在武汉积极从事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27年，我父亲从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毕业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受共产国际培训。在苏联学习的三年里，他刻苦攻读俄语，学习中外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学等多门课程。他成绩优秀，军事和政治理论尤为突出。这为他以后成为军事领导人和政工干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陈昌浩回国，经博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他到鄂豫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我父亲与其他领导同志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建立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使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中，身为总政委的政工干部，父亲舍生忘死，不畏强敌，在几次重大战役中亲自率领红军战士冲锋陷阵，他的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令人敬仰。
　　黄安战役，陈昌浩只身登上红军的第一架“列宁号”飞机，穿越白区，飞到黄安上空投掷手榴弹和传单。红军飞机的出现，强烈地震慑了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身为高级指挥员，父亲关心爱护每一位战士，教他们学文化，与战士们交心，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记得他给我讲故事，讲他如何亲手教战士们正确地使用德国造的手雷；在长征路上，他教战士们跑步前进时如何省力，还亲自给他们示范。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呕心沥血，使川陕革命根据迅速发展壮大，短矩时间队伍就扩大到近十万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条件如此艰苦，但部队仍保持高度的革命乐观精神。由于过硬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得以继续前进，继续战斗，在困难面前没被吓到，没被打垮。
　　2009年年底，我去了父亲当年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的河西走廊，走访看望了仍健在的巴中老战士，他们还记得当年的陈政委，夸他的动员报告特别能鼓舞战士的斗志，看到川陕根据地当年苏维埃政权的各种遗迹，我知道那时政权巩固，人民的部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党群关系十分融洽，这都和出色的政治工作密不可分。
　　红西路军悲壮历程中，两万多红军战士用他们宝贵的生命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烈的篇章。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万古长存！作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对自己带领的部队惨遭失败，悲痛万分。他的后半生一直内疚、自责，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对不起红西路军的英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表示要多做工作来弥补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
　　兵败祁连后，父亲被安排到宣传部门当科长。他到抗大讲授马列主义。听老人讲，陈昌浩讲马列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1980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对我说，当年在延安听陈昌浩讲马列主义和革命的道理，对她的影响特别大，坚定了她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的信心。在张国焘擅自选择离开延安后，父亲勇于承担责任，使部下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伟大的功绩。
　　1939年，经中央批准，陈昌浩与周恩来乘同一架飞机去苏联治病。在此时期，陈昌浩对革命事业仍赤胆忠心。1941年，看到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曾是中共高级指挥员的陈昌浩申请上前线被拒，尽管上前线没得到批准，但是陈昌浩在后方仍努力工作，勤勤恳恳。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我父亲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卫国战争的奖章。
　　在苏联的前几年，特别是在卫国战争爆发后，我父亲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被疏散到中亚细亚，住在科坎多小镇，由于陈昌浩以前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指挥官，他从来也没做过饭、洗过衣服，更不会买东西讨价还价，所以他只能自谋生路。为了活下去，他去采石场当苦力，分得一点黑面包。从苏联的档案中，我找到父亲给共产国际负责同志的申请信，那是因为真的没钱买面包了，一个中国人在外边孤独无助，迫不得已拉下脸要点补助。陈昌浩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坚定信念活下来了。1943年，第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原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回国前把我父亲调回莫斯科，安排在外国文出版社工作。陈昌浩得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翻译马列著作、苏联革命文学和编撰俄华辞典的工作。
　　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苏联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人民的生活相当艰难。父亲陈昌浩住在简陋的楼房内，父亲对这样的条件毫不在乎。一位在苏联的华人朋友把在纺织厂工作的俄国姑娘格拉娘介绍给我父亲。这位姑娘细心照料我父亲的生活，使他能全心贯注地搞翻译和写作。父亲高大英俊，和蔼可亲，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深深的打动了姑娘的爱慕之心。他们日久生情，不久结婚成家。1945年5月1日，我出生了。因为卫国战争胜利了，父亲给我起名叫维克多(Victor)，是胜利的意思。那时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陈昌浩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文化人，一心想的是工作。父亲也不是总板着脸的家长，他很慈祥，我最难忘的是父亲在我四五岁就教会我滑冰和骑自行车。在苏联期间，陈昌浩编撰了俄华辞典，翻译了包括《日日夜夜》、《旅顺口》、《宁死不屈》等小说，还编著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事实证明他的确对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贡献了力量。特别是俄华辞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父亲带着我母亲格拉娘和我，含泪回到了分别十三年的故土。记得当时离开莫斯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全权大使张闻天来接我们，大院里挤满了看热闹人。要回国了，父亲异常兴奋，张闻天走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回家吧！”听到这句话，我父亲哇地哭出来了，真是可以叫作“泪飞顿作倾盆雨”。十三年啊，等了十三年！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回自己的祖国了！
　　到了北京，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父亲结束海外漂泊，全心投入新的战斗。刘少奇和陈昌浩谈工作安排时，问我父亲想到哪个部去当部长。我父亲断然拒绝了，说因为长期身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不适合当领导。他还说自己的长处是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所研究。就这样，陈昌浩被安排在马列学院（即现在的高级党校）任副教务长。这可是培养党的高级政治干部的地方。一年后，在毛主席的同意下，他被调去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负责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与研究工作。不管他换了什么单位，陈昌浩都是积极为党工作，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并加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