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李四光一家

杨静远

　　父亲、女儿、女婿，一门出了三位院士，这是我国科学界独一无二的院士之家。这个家庭，为祖国的尖端科技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现在，他们都相继离世。除了对他们深深的景仰，我还怀着难以消弭的私人怀念。因为，说起来，李四光一家和我家是世交。早在1920年以前，我的父母与李四光在留英期间相识，结为知交。我父杨端六在伦敦大学学经济，我母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学文学，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学地质。由于志趣相投，我父还曾有意将他的一妹介绍给李伯伯，但由于我姑姑已另有心上人，未能如愿。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到这事，不无惋惜地说，要不然，熙芝就是我的表妹了。1920至1921年他们先后回国，在漫长的数十年中，聚少离多，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而第二代的我和他们的女儿李熙芝（后改名李林），又自然地成了童年时代的好友。下面，我从生活的角度，把我能记忆的点滴记述如下，以示纪念。

在上海

　　我最早结识李伯伯一家，是在1928年的上海。那时我母亲再度游学欧洲（法国）归来，把我从北京外祖父家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家住北四川路四达里，与周鲠生伯伯一家合居一宅。1928年，父亲离开供职8年的商务印书馆，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与李四光、傅斯年分别主持三个研究所，两家来往更密切了。我和熙芝同年出生，我在年头，她在年尾。我只知道李伯伯是湖北黄冈人，最近才从网上得知他祖上是南迁的蒙古族人。李伯母许淑彬是无锡人，学音乐，是一位温文优雅的大家闺秀。那时她开始教熙芝弹钢琴，但熙芝的一个食指因伤短了一截，大概为此没有正规学下去。这张两个五六岁小女孩亲热偎依的合照，是那时留下的仅存的老照片。

在武汉

　　1928年，一批留英同学受命到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共同筹建以王世杰为第一任校长的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任筹备委员长。我母亲也在第一批教授之列，任教外文系。1929年9月，她带着我先赴武昌，我父因在中研院任职期间患白喉重症，辞职治病，1930年9月才去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后又兼法学院院长。武大原址在武昌东厂口，逼仄简陋，不利发展，李四光倡议并偕同叶雅各教授查访四乡，选定了风光旖旎的东湖畔的珞珈山。1932年，新校舍建成，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教授们住进号称山前“十八栋”的别墅式楼房（一区）。我家住第三排的327号（现编号17号楼），左侧是前后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校长楼”，右侧住着教务长皮宗石一家。李四光家住哪座楼，想不起来了。1933年，我家搬到第一排新建的332号（现编号1号楼）。1949年武汉解放前，我家迁居新建的特二区排房16号。在一区，王世杰的长女王雪华、李熙芝和我，同为附设小学的高年级生，成为密友，自称“桃园三结义”。但1933年王世杰就任教育部长，王雪华随去南京；大约此前，李四光回上海中央研究院，后去北平就任北大地质系主任，“三结义”就此散伙。不过从一张老照片看，李伯母和熙芝似乎还在珞珈山多待了一段时间。那是1932年11月，胡适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在他与武大同仁的合影中，胡适左侧的三位女士，依次是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因她们的文学成就，被誉为“珞珈三女杰”。在倒数第二排右二位置的圆脸女士，就是许淑彬。我记得，在一次附小的联欢会上，李伯母演唱过英国一战中流行的一首名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景山东街

　　1931年夏，母亲为治病，携9岁的我到北平，在景山东街的李四光家住了一个暑假。那是一处幽静的四合院，大门正对着景山的红色东墙。李伯伯好像外出考察去了。李伯母、熙芝和我们母女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熙芝指着景山告诉我，那是煤山，领我去看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我们同游了西郊的“万牲园”（即今动物园），动物虽不多，但大门口那一高一矮的两个标志性的看门人，却把游人逗得直乐。一同游故宫，一同骑驴游西山，一同逛琳琅满目的东安市场。看过一次京戏，似乎是梅兰芳演的《天女散花》。李伯母每天给我和熙芝一人一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当时还是稀罕物。到下市时，我们面对面细细啃着那最后一枚美味的鲜果。这样富于文化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是我在有点土气的商埠武汉不曾见识过的。

几上庐山

　　抗战前，我家大约三次上庐山避暑。西人开发的牯岭别墅区有我外公购置的一所别墅，位于长冲河中段的剑桥路（后改称中四路）78号。李四光家在芦林区有一别墅，李伯伯当时正在庐山上作地质考察。至少有两个夏天，我家和李家常互相串门。一次，熙芝患肺病，她每天要喝六碗牯岭镇送来的牛奶，那是专供山上的洋人饮用的，特别浓纯。后来她的病就好了，眼看就长得壮实起来。她家坐落在半山腰，从阳台望下去，郁郁葱葱的芦林风光尽呈眼底。他们好像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具我不曾见过的幻灯式的东西，透过镜头，可以观赏镜片上的各色风景。可惜这别墅在1970年毁于火灾。上世纪80年代，该别墅重建成为中科院庐山疗养院。最后一次在庐山相聚是1937年夏，我们都已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王雪华一家住在与我家毗邻的牛津路。三个好友又玩在一起，一同在长冲河里赤着脚跳石头，在凛冽的芦林游泳池里游泳，欣赏外国女孩飞燕式的跳水。这游泳池后来填掉了，开挖了一个大面积的芦林湖。几个步入青春期的女孩也谈起某些私秘的话题。熙芝告诉我们，孩子是怎样由父母孕育出来的。我听了十分惊诧，她却若无其事，说是她妈告诉她的。可见她家的家教那时就很开明。李伯母好像在搜集山上采石工和建筑工唱的劳动号子，准备作曲。有一个号子我听了一夏，牢牢记在心头。

抗战八年

　　抗战期间，各校为避战火，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我和雪华同入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学文科；雪华入中央大学学医，校址在成都。熙芝在桂林入广西大学学机械。她就是在这时改名李林的。三个朋友分道扬镳，思想交流渐疏，但偶尔通通信。我在《让庐日记》里两次提到熙芝。1944年11月23日记：“接到熙芝从成都来的信，她已经到成都了，我的老朋友！我多想见她啊！”她已毕业，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12月6日记：“接到熙芝的信，附一张照片。这老妹子，长变了，电烫头发，看不出什么风度，可是真诚坦白如故。我心里一阵暖。我把它放在嘴上，贴在脸上。啊，人间多少爱！”1945年我获密歇根大学巴伯氏东方妇女奖学金，李林通过李约瑟推荐，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奖学金。我们又在重庆聚首，一同跑教育部、外交部、领事馆等办出国手续。这期间我去看过一次李伯伯、李伯母。1946年在上海办妥手续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