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惨烈的宜昌阻击战

蓝金安（口述）  沈建文（整理）

　　我叫蓝金安，1920年出生，老家是黄陂县西乡（今黄陂区天河镇蓝家大湾）。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我小时候在家乡读书，十一二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我叔父在汉口做生意，且生意不错，所以他就带我来汉口读书。
　　1937年底，日本占领南京后，武汉也紧张起来，市里所有机关学校都往西南迁。当时我在汉口私立第一高中读二年级（学校后来迁往鄂西利川县）。当时一些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到了武汉，我们学校组织慰问队经常去慰问他们。通过与伤兵接触，便萌发了爱国思想，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心想反正国家都快要亡了，读书也没有用，投笔从戎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很多学生报考了军校，除了黄埔军校外还有战干团。我叔父也赞成我报考，能进黄埔军校最好。
　　大概在5月份左右，武汉整个城市都在疏散，秩序很混乱，也正是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十五期招生了。不只我一个，很多同学都纷纷投入到了抗战的浪潮里。
　　我考入黄埔十五期步科，由武汉搭乘火车到湖南长沙，再步行到湖南武冈，那是个分校。我进去以后，有半年的入伍期，经过学习和基本训练以后才正式升学，学制为两年。黄埔军校的训练很严格，办学条件比较差，学员们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绑裹腿，天天步兵操练，天天在野外训练。开始是单兵训练，以后是班排演练，要在学校里面学习如何当排长，因为以后出去要当排长的，所以要学习如何带人。虽然很苦，但大家都吃得消，年轻人嘛，血气方刚的。
　　我是学重机枪的，白朗宁跟三井式重机枪，我对那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全连都学这个。我记得连长是第六期的曾顶，这个人不错，湖南人。排长是十三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总队长是李亚芬，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大队长姓袁，他是四期的学生。他们行为品德都不错，我们很相信他们，他们吃得苦耐得劳，以身作则，教导有方，训练学生不错，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在学校每个学科都有一个老师，学的科目也多，测量要学，要会编制地图，还有很多工种都要学。学校里是排、连教育，学的是如何把一队人管理好、教育好。当连长起码要教育管理好一百几十号人。
　　那时候国共合作，黄埔军校里面有一个教员是苏联来的，他是共产党员。学校里安排他讲政治课，但不是主要课程，一个礼拜就只几次，我们对他们的课很感兴趣，感觉非常稀奇。学校课程里还谈及共产党的事情，那时候国共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所谓共产党、国民党的，不像后来那么相互敌对，不会因你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而会怎么样。
　　我们读了一年多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接着是长沙会战，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要学生提前毕业。由于部队要人了，所以在学校入伍半年以后转入学生期，跟以前入伍期教育不同，入伍以前是基本教育，如班教育、排教育、连教育等。在入伍期以后基本就是课堂的多些，如步兵操练、典范令、射击教范、军事知识等。
　　我们提前毕业被分到部队来了，我本人被分到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七连。当时的军长叫彭山，部队驻扎在四川璧山县，离重庆很近，到部队时我还不是当排长．只是个见习官，跟士兵都睡在一起，大概见习两个多月后，被晋升为排长才正式带兵了。
　　随部队训练了不到半年时间，沙市也失守，宜昌开始吃紧了。我们部队接到命令由璧山县向重庆集中，在江北上船，由民生公司民风号输送至宜昌。
　　日军由沙市进攻宜昌，我们要保卫宜昌，部队接到这个命令时，大家都很紧张。当时，我在重庆还有亲戚，也不能再上岸去，本来我想道一下别的，部队不准离开，我到前方作战，亲戚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家里更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了宜昌，宜昌外围有个飞机场，飞机场不远处有个东山寺，东山寺三面环着大山。这一带有临时防御工事，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挖战壕、修工事。
　　我们部队正处在宜沙公路旁边，沿着宜昌外围布防，日军沿着公路攻过来。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日军已到达了鸦鹊岭，离宜昌很近了，部队没有休息，赶忙部署兵力。我们五十四团和五十三团驻守在日军进攻宜昌主要的道路上。
　　第三天紧张了，日军攻击以前，步兵不先动，他们的飞机、大炮厉害得很。由于我们没有飞机，也就没有了制空权，日军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对我们进行轮番轰炸，我们部队伤亡惨重。日机飞得很低，每次来三架，一是轰炸，二是扫射，都看得见。还有日军的炮兵，把我们防线像梳梳子似的扫过来、炸过去，想把我们的阵地摧毁。我们开始有个炮兵连，可是炮兵一打，日军的飞机就把它轰炸了，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只有任由他打，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最前沿步兵还好一点，为什么好呢？他的步兵来了，他不敢乱炸，炸弹丢歪了就丢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去了，所以我们跟日军就只能面对面打。
　　战斗进行得很惨烈，那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我们一百六十几个人，到我们撤退的时候，只剩不到八个人，满眼看到都是尸体。日军还在我们前面，他死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都在打，他们打我们，我们也打他们，我们主要是用手榴弹炸，也炸死他们不少。
　　好在我们居高临下，日军是平地来的，我们在山上，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投弹之后怎么保存自己呢？我脑筋比较灵活，在这边我投一弹，就跑到另外一边，往战壕里面一缩：我往那边投一枚手榴弹，就往另外一边缩，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仗打到最后心都打横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都没有顾忌死，只想如何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至于自己的生死那真是置之度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横下心来与其生死决斗了。
　　阵地上我们连打得只剩几个人了，我还在打，旁边都是兄弟，伤的伤，死的死。我是三排排长，有一个传令兵跟着我，还有一个士兵和九班长。九班长对我说，连长跟营长他们下去了，其他两个排的战友牺牲得差不多了。
　　当时我的耳朵基本上也听不清楚了，一个炮弹下来，在我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爆炸，搞得我浑身都冒着烟，尘土还压满我全身。日军却还在对面向我射击、扔手榴弹，这个时候更紧张了。我一看阵地的官兵牺牲得差不多了，要想顺利地撤下去不容易，因为要撤下去还要通过一个平地，它早被日军封锁了。我伸头一看，坡下到处都是日本兵，正向我们缓慢接近。此时我们三人就我还剩两颗手榴弹，手榴弹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敢扔的。
　　我就蹲着，但不能犹豫，再迟疑一下日军就冲到战壕来了。我在等着机会，日军的重机枪基本上是发现我们这边有目标它才打，没有目标时它是不会打的。我在这边蹲着，找准机会就一口气，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冲出去，等日本人的机关枪再打，我就已经过去了。九班长也照着我的办法冲过来了，但我的传令兵没有冲过来，我救不了他。我这个排就只有我俩撤了下来。
　　通过飞机场时，日本骑兵从我们后面袭来，把我们包围了，看到人就打。我们队伍一路从阵地上退下来共有上十个人，都沿着飞机场旁边跑，可是日军飞机飞过来时，看到我们一堆人在跑，就向我们扫射。我脑筋比较灵光，看到飞机来了我就转头往回跑，往阵地上面跑，其他几个人仍往前面跑，距离逐渐拉大了，我趴在地上，日机向那几个人扫射，一下子又牺牲了几个。后面反到没有飞机扫射，我就跳到大坑里面去，从这个坑跳到那个坑。我鼓足勇气，爬上来跳到另外一个坑就卧倒，这样一步步地跳坑，终于逃到宜昌城外一个叫东津河的地方，就这样还得过河才能到葛洲坝那一带。由于我会玩水，退下来的人还有不会玩水的，我就跟他们讲，把枪斜着背在身上。水面不宽，一二十米，我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时我有军事地图，我看了军事地图后，心想这个葛洲坝也只不过是一个沙滩，是不能作为集中地的。但是有的人不知道，都往那里集中，士兵们不听我的，都往那儿跑，后来日军炮弹集中封锁那个地方，又死了不少人。
　　于是我从另外一边走，我碰到前面一个人拿着手枪不准我走，我当是日本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团副，他趴着，不能走，于是我就喊他。我们几个人就沿这边跑了大约两千来米，才到山区，找到了宜昌的山腰洞，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军指挥部在山腰洞。我们来到山腰洞，再过去一点就到了长江边上，我们一行到了三斗坪才安顿下来。
　　总的讲这场战斗我们还是吃亏了的，主要没有飞机、大炮，轻武器也不如人。日军机关枪连着打，我们都是“汉阳造”步枪，上一颗子弹瞄准打，再退下来，然后再上颗子弹瞄准再打，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方面。
　　然而，我们部队抗战精神是有的。我三天没有吃饭，一个人只发了一个压缩饼干，没有水喝，没看到一颗米，但心里只想如何多保住宜昌几天，只想如何尽我们的责任。
　　我跟营长（营长是七期的，叫李三环）、团长（叫皮谢游）们一起在宜昌三斗坪集合。部队在那逐步收拢，刚刚打完仗，收拢时乱得很，我们营里面只有两个排长还在，其中一个十六期的军官（叫罗董钱），他是第七连的排长。后来营长带我们回重庆，因为营长有个亲戚在妙河炮兵台当台长，他们的任务是封锁长江。我们在他那住了两天，整个一个团的人集合起来只有几个人，最后我们还是回了原来的驻扎地璧山。
　　这一次作战伤亡最大，印象最深的是刺刀见红、血流成河，有时候眼睛一闭想到这惨景，不是死一个两个，而是东倒一片，西歪一片，没死的还哼叫着，你不能动他，前面是日军进攻，你要打，他倒下去你去扶他，不可能，倒就倒了，要喝水你不能给水他喝，来不及，惨得很哪！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
　　此战以后，我被送到重庆集训，然后调往军部，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在第八期参谋班学习，毕业之后分到驻扎在云南保山的第五军，部队是由缅甸撤回来的，是杜聿明所率领的部队，全是新式的美制装备，所以在缅甸作战中日本兵打不过。
　　当时在那有个口头禅，“英国人的屁股，印度人的手，中国人的尸首”。在滇缅作战中，英国人不经打，老往后退，只看得到英国人屁股；印度人瞎打枪，眼睛看不到人，只见得到印度人的手瞎扣枪；中国人宁死不屈，攻下阵地来看，到处都是尸首，日军见到了也害怕。
　　我在第五军也打了一仗，当时日军从缅甸到云南想打国民党的背后。我们第五军当时就守在保山，我们有美国飞机的支援，几次战斗日军都抵不过我们。他本来想从那边抄我们的后路，结果我们把他的路线给掐断了，在保山把偷袭的日军消灭以后，我们打通了国际通道。
　　汽车没有油不行，从印度到昆明，一两千里路程，沿途都有加油站，柴油源源不断流向战区，几十辆卡车拖着炮、军用物资到了昆明，装备中国部队，几个军都是靠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到日本投降后，我已经当上了校官团副，我们部队由昆明开到山东。当时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我们一到南京，内战就发动了。我们部队虽然装备好，但思想有顾虑，打了八年仗，还自己打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部队经浦口至徐州一带时，我就不干了，于是就到南京找贾亦斌（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我与他有点交情，经他举荐，我到了国防部里面当了个少校参谋，我就不直接参加内战了。
　　1947年到1948年间，我在国防部，也准备撤到台湾去。但临撤之前，贾亦斌叫我不要去台湾去，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地下组织。
　　那时国民党正在成立一个预备干部总队，总队设在浙江嘉兴，把一些排连级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利用这些干部扩大几个军。这些预备干部得要有人训练，于是我就当上了第三队的大队长。贾亦斌任总队长，蒋经国是总头头，总队以后就属预干局管。
　　当时，贾亦斌领导的地下组织正准备协助解放军渡江，但这个（协助解放军渡江）消息被人透露了，国民党把我们参加的人抓了起来，总队长贾亦斌先撤了职，撤了以后要法办，我们就危险了，于是我们就率先起义了。解放军淮海战役下来还没过长江，我们青年军干部几千人就在嘉兴起义了，真是轰动全国。
　　（蓝金安，1920年9月生，湖北黄陂人。先后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十五期步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班八期。1939年至1940年于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见习、后任排长，1941年至1943年任军令部第三所科员，1943年至1945年任五军九十六师少校参谋。1961年3月加入民革。）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11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