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记董必武对我的教诲

张学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平型关作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默认国共合作，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博文教会学校的进步生物老师吴醒夫，到办事处请董必武到校作时事报告。

一、董必武一场关于国共合作的演讲，轰动了博文，把我卷到延安抗大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校礼堂请来了董必武作报告。全校同学怀着新奇的眼光，踊跃地参加了这罕见的大事，只见一位老者，文质彬彬、学者风度稳步登上讲台，侃侃而谈，看不到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影子，人们都心平静气地倾听一位共产党元老在讲话。
　　董必武劈头第一句就突出大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他说，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国共合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大革命我是参加了的，那时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我们共产党人也参加国民党和参与黄埔军校的工作与领导，北伐一举成功，打倒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但这时蒋介石放弃了三大政策，杀共产党，使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仍旧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在中央苏区坚持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广大农民群众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前仆后继地支援红军，所以红军迅速壮大，打破了残酷的“围剿”。这也使共产党学会了动员武装群众的本领。现在华北抗战，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八路军纷纷走向敌后。我们有信心能发动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苏区实行的都是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在民权主义方面，苏区乡村政府都是民选的……一席讲话下来，把学生听呆了。“九一八”以来对日寇的步步退让以及今天华北的沦陷，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不执行三民主义的结果，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抗战要靠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也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听讲的同学一下子被董老摆出的事实所打动、征服，会场静悄悄的。这时学校的右派学生坐不住了，他们有一人站起来高呼口号“拥护蒋委员长”。但应者渺渺，只有少数人的几声回应。
　　听完讲话，我的心情很不平静。那时南京吃紧，国民党要人与机关纷纷经武汉转赴重庆，加上我校同学周克明等曾给我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是决定投笔从戎，上延安参加革命。救中国不当亡国奴是今天的头号大事，死读书救不了中国。以后三上办事处，经董必武亲切接见面试，他欢迎我们（当时尚有刘鸿儒同志）参加革命。董必武说这很好，武汉现在正需要人。我说我们现在一点革命的道理也不懂，如何在武汉做工作，再说家庭也不许可。董必武说：“延安苦啊！吃小米，天气又冷，你们能受得了吗？”我们回答说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还能怕苦吗？别人能过得去，我们也能过下去。在我们强烈要求下，董必武这才答应介绍，但先要我们写自传，一周内送给他，他便给抗大罗瑞卿教育长开介绍信，交待我们把信缝在衣服里，中途不要让国民党宪兵查出，到西安后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会安排我们到延安。这样我们二人1938年2月终于在广州暴动十年纪念日到抗大编入三大队九队。

二、不断对我与家庭给予关怀，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到了延安，我才写信告诉家中。我父亲不是找董必武要人，他说请董必武吃饭，了解情况，董必武出于对统一战线及家属工作出发，答应吃饭。到了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开口说：“我儿子害过大病，身体不好，再说他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今年高二，明年就高中毕业了，现在辍学太可惜。”董必武一听，斩钉截铁地说：“张老先生你放心，我们共产党是不讲强迫的，你给儿子写信，叫他回来，我保证转到，他若要回，我保证送回。但假如他不愿回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这里，我父亲知道如意算盘不能成功，我父亲便说：“我儿子多，有七个，这个儿子送给共产党吧！但我有点请求，他走时什么也没带，现在一定很困难，我有十块钱，想请你老转交给他。”董必武说：“这不成问题，可以办到。”董必武收下了十元钱转到延安抗大给了我。
　　记得可能是1938年元旦后不久，一天晚上点名，李振邦指导员很高兴在队前含笑大声喊：“张学宗，中央组织部给你送钱来了！”我到队部后，指导员给我亲切地开玩笑说，张学宗，你该请客啊！我拿到这钱，不仅感到父亲的温暖，中央组织部的温暖，更感到董必武这位中共元老的关心和爱护。后来我写信告诉我父亲收到了钱。
　　通过送钱，党组织与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也表现更积极，讨论会，生活检讨会，作息制，公差勤务样样争先。不久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我说当然愿意，不然到延安来干什么？之后，指导员叫我写自传和填表。1938年2月5日袁子钦同志在校部主持了我们三大队（约10人）的入党仪式。我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6个月。入校不到两个月我就入党，这些都与董必武的关怀有关，我非常感谢董必武。
　　1949年8月，我所在的19兵团后勤部打兰州前夕，驻军甘肃静宁。一天我到部办公室拿报，一进部的院子．副部长欧阳奕同志正在院里看报，看到我进院就喊道：“张学宗你家里登报找你，你看！”原来是西北大区的党报《群众日报》头版左上角登了华北人民政府办公厅登的寻人广告，共4人。在广告的四角用大字标明，很显眼，一翻日报就能见到，我的名字在左下角。他给我报喜，这样我就与家里取得了联系。董必武不厌其烦地帮助我父亲与我。

三、董必武的亲笔信，既教育了我，更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

　　1949年9月上旬，我们转到银川。12月我回家探亲，到家后才知道董必武还在《人民日报》上登报找过我。在京老首长与战友给我父亲去信，说张学宗正在进军西北。父亲又请董必武想办法，董必武嘱办公厅在西北登报。父亲说武汉解放后，他不知道我是否在世，想得卧床不起，一旦得到我进军西北的消息，病就好了。探亲时父亲一个劲地要我给董必武写信，其实感谢为次，主要是说现在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得了天下，说我是董必武介绍参军的，现在应找董必武调到他身边，安排个大官。我想我们共产党哪里兴这一套。他讲到这里我就打岔，始终不表态同意。返银川后，我想董必武两次登报帮我找到家，应当感谢；但父亲思想落后，笃信宗教，我离开汉口时父亲还拉着我的手祈祷上帝，弄得我好尴尬。我把这些情况写信给董必武如实反映，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我的责任尽到了。万没想到董必武日理万机，很快回信给我。拿信时使我十分惊讶！“出了什么事？”拆信一看，果然我的错误，被董必武看出。董必武谆谆教导，要我注意动员我父亲拥护政协纲领，政治要放在第一位，至于信宗教，不要急于对老人去进行改造，这不妨碍我们实现新民主主义。面对我党创始人董必武的教导与关怀，我感到终生幸福，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