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亲历记

陈瑞蓂

　　武汉解放时，我在汉口特别市政府工作。
　　1949年5月15日，武汉进入最紧张状态。由于国民党军张轸兵团已在金口宣布起义，白崇禧生怕他的部队被截断后路，仓皇下令撤退，防守武汉市区和青山的白军，分批向徐家棚车站集结，由粤汉路退往湖南。同日下午，武汉民主人士李书城、张难先、彭进之、陆德泽、赵忍安、程起陆等30余人，在汉口市商会开会，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内设治安、交通、财务、联络等组；决定市区治安由警察局、防护团及民众自卫队负责。显然这个临时性群众性组织，是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填补“真空”的。
　　这一天，全市商店停业，轮船飞机停航，食米因水陆两路（襄河和粤汉路）来源断绝，上机米高达每石银元17元，中机米15元，尾米12元。由于米店多数关门，还不易买到；银行54家，钱庄57家，正式申报停业的分别为19家和21家，未申报停业的也都自动关门，因此金融市场成为“死水”；金圆券与银元的比价高达3000万元，差不多等于废币。市府不得不匆匆忙忙地以银元发放各级公教人员的“应变费”：府内每人发银元“正版”（指刻有袁世凯或孙中山像的）6元，“公役”（勤杂人员）2元；市属机关每人2.2元，其中“正版”1元，“杂版”（指前清“龙泽”、墨西哥“鹰洋”等）1元多，合计为1.85元。我所得的6块“正版”，以金圆券计算，正好相当于3个月的工薪。
　　5月15日上午10时，市府召开“应变会议”，秘书长杨锦煜主持。决议：一、公用事业不得破坏；二、由市府分令各警察局、各区公所，派警察和防护团员、自卫队员维持治安。
　　当天晚上9时，果有散兵游勇约200余人在旧“德国六码头”（今沿江大道六合路口）组织“吃光队”，向市中心区进发，经警察局派警察大队堵击，予以解决。可是，与此同时，有另一任务为市府所负担不了的，便是阻止白崇禧部队对沿江码头的破坏。白崇禧等到他的嫡亲部队——五十八军鲁道源部最后一批撤走以后，还留下少数士兵执行炸毁沿江码头和趸船的任务。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在汉口沿江大道144号市府招待所的寝室里，听见轰然巨响，玻璃窗为之震动，随后一声接着一声，震耳欲聋。我想，这是白军在放“起身炮”，在他的罪恶史上添上最后的一笔。
　　回想大半月前，白崇禧在加紧修筑武汉外围碉堡工事的同时，还大肆搜刮民财。他指令汉口特别市政府成立了“国军副秣差额筹募委员会”。5月2日白崇禧开会，决定：一、特户（指殷实绅商）留汉者，由市财政局派人催取，不缴者通知市警察局拘捕，并加倍罚款；离汉者代收其产业受益。二、由工商两业团体通知各会员缴纳派款，限5月8日交清，逾期不交者予以拘留并加倍罚款。他还指令“武汉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发行房地义卖券，每张售银元一元，奖品为住宅、铺面、厂房、空地等。想用以上两种威胁利诱办法，搜刮银元250万元。可是，“副秣差额”的筹募遇到殷实户和工商业消极而顽强的抵抗；房地义卖券卖不出去，只得停止发行（开奖一再延期，第一次定于5月10日，第二次5月20日）。据说到后来只弄了几万块银元。
　　5月10日，汉口开始听到炮声，揭开了武汉解放战的序幕。白军异常惶恐，一再提前戒严时间：由原来午夜12时至次晨6时改为晚上10时至次晨6时，接着从晚8时即断绝交通，使灯火辉煌的汉口成为“死城”。然而人民群众的心理与国民党军队绝然不同，不但工人学生热烈欢迎解放，内心喜悦掩盖不住，就是一般市民也以静待解放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降临。关于后者，桂系军阀接办的湖北省政府机关报《新湖北日报》5月13日“本市消息”说：“武汉‘保卫战’的第三天，市民心情多极平淡，准备紧急事变来临。各大里份及商号多在装置及修筑铁栅；搬家者较日前增多，但均系从市内迁往市内；闹市商店关门者占四五成；街上行人减少，汽车几乎绝迹；各商店店员无所事事，三五成群依在门首张望……”
　　新中国出现了曙光。我个人的前途怎么样呢？虽然这时我已同两位地下工作人员——共产党员李昌伦、民盟盟员朱馨远早有联系，并且参加过民盟的组织活动，但也并非全无顾虑：不了解党的政策方针，一下子跨进新社会来，好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反复思考之余，我暗暗作了一个打算：不管怎样，准备“改变生活方式，降低生活标准”，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5月16日清晨，市府教育科长朱和父、人事室主任李某、社会科长钱江潮这些“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原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终夜不寝”的。大家在阳台上交谈，今后怎么办？何去何从？钱江潮建议赶快往湖南跑，他说“现在还来得及”，他有办法带我们赶上当天的南下列车。我表示不打算走，他带点恐吓的意味说：“不走，就要做亡国奴！”我生气了，大声说：“什么话！谁说中国亡了，国民党亡了倒是真的！”他追问一句，“不走，日子怎么过？”我冷笑地答道，“我准备当清道夫。”朱、李两人在旁边不作声，钱江潮也再无话可说，各自走散。据我所知，市府职员逃走的，钱江潮是仅有的一个。
　　这一天，虽然无事可做，大家还是照常上班，交织着惶恐不安和紧张期待的心情，有点像参加一场严肃的考试，试题要发还未发的光景。下午2点钟，第一科科长杜某召集大家开碰头会，他说，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岱家山的三道桥。大家当即推他代表国民党汉口市政府全体员工前往欢迎，他立刻坐上一辆旧轿车出发了。3小时后，街上传来了密密麻麻的爆竹声，大家蜂拥而出，我跑到中山大道复兴街（今中山大道黄兴路一带），这时马路两旁排成了水泄不通的“人墙”，我好容易挤进去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生平第一次见到人民的子弟兵，军容严肃，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正在行进。家家户户门前摆着热气腾腾的茶水，墙上贴着墨迹未干的标语。大军过处，爆竹声掺杂着鼓掌声，真是全市欢腾，万人空巷。夜色来临，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锣鼓声远远传来，这是各工厂、学校的秧歌队出动了。他们同时带来了解放的歌声，霎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为什么会这么快，岂不是“奇迹”吗？单凭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党的地下工作做得多么完善，伴随着护厂、护校这些主要工作，政治工作中的“宣传鼓动”也跟上来了。雄壮的歌声表达了全市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欢乐心情：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得解放！
　　武汉就是这样解放的。
　　武汉解放后，我在新成立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一个月以后，调到武汉市公务人员讲习所学习。1949年10月结业，仍回市府，派在政策研究室工作。
　　（作者时系汉口特别市政府职员。本文写于1962年。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