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  徐文惠

　　（徐文伯，1937年生，徐海东长子。195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4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七机部二院某部政治部青年干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保管部党支部书记、文化部干部司司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我给房东老乡当“金童”，捧花烛

　　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父亲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9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1937年2月20日，在战火纷飞中，我出生于陕西礼泉县叱干镇。从此，父亲南征北战，我如影相随，在热血、战火和硝烟中成长。
　　1938年，父亲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他的住房被炸塌，1岁多的我被埋在土里，幸亏警卫员护着才活了下来。1942年，日军扫荡淮南，正在吃饭的我被日本小钢炮炮弹震出十几米远，大土块砸在我的脑袋上，险些丧命。两次死里逃生的我从小随军，有机会就上几天学校，没机会就是小兵一个，跟着父亲“打游击”。
　　从懂事起，父亲就教育我要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小时候凡是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年纪稍大的让我喊叔叔，年纪较小的喊哥哥，从来不准我喊名字。他总是对我说：“你没有什么特殊，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你生在这个家庭。”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总是说，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儿子。
　　1942年，父亲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时，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恰好，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老虎”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提出了这个要求，部队领导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
　　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父亲“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

　　1946年，我9岁，内战爆发了。我随父亲转战，他给了我一个任务：跟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每到一地就到乡公所搜集报纸。这样他每到一地，就能马上看到报纸。做尖兵是很危险的，可父亲为了锻炼我，仍然让我去做。这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使我从小就很关心国内外大事。
　　1952年9月，我离开在大连的父母，到北京一O一中学念书。后来，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1962年，聂荣臻伯伯把我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政治部从事青年工作。我穿上了自己喜爱的绿军装，1963年获中尉军衔。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65年，中央军委将国防部五院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涉及到的10万人都要转业。
　　我舍不得脱下穿了三年的军装，想调到别的部队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谁知，父亲听了大发雷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己打算呢？你们单位10万人转业，这是军委的决定、党中央的决定，你为什么就不能转？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万万不能搞特殊！”一看父亲动怒，我也确实知道自己错了，连忙作了检讨。回到单位，我主动打报告带头脱了军装。
　　父亲这一辈子，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留给我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父亲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的确，父亲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没半点儿架子，亲昵得像一家人。一次，父亲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他送信，母亲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父亲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母亲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

父亲曾两次带人到林彪家造反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是他口述，我记录的。信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议中央选接班人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二是希望把党内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三是建议中央领导交接班要有一个过程，老同志不宜换太多。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给全家招来巨大灾难。林彪、江青诬蔑父亲的这封信是反毛主席，是要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后来，陈伯达、戚本禹指挥北航“红旗”造反派抄了我们家。
　　1969年1月，我被以“徐海东反党集团的黑参谋长”“徐海东指挥徐文伯参与武汉七二O事件”“反副统帅”等罪名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悄悄地给王震叔叔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绝不会给老一辈丢脸。如果自己不在了，请他帮忙照顾我的妻儿老小。
　　后来，周总理到七机部了解情况，看到被关押进“牛棚”的人员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就问：“徐文伯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领导答复说，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周总理发火了，说：“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不放人？”就这样，我结束了10个月的羁押，回到家里。
　　我曾经问过父亲：“林彪、江青为什么那么恨您？”父亲说，这些都事出有因。他的老家黄陂和林彪的老家黄冈相距不远。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他曾两次带人到林彪家造反，把林彪家的12台织布机和粮食、土地分给了穷苦农民。所以，父亲曾说，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阶级报复。
　　至于和江青结怨则是在延安的时候，当时传出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许多老同志都坚决反对，联名写信给毛主席。父亲被大家推荐去向毛主席面交联名信。父亲不但向毛主席交了联名信，而且还当面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来，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父亲宴请贺子珍，并对她说：“我只承认你，不承认江青。”由此，江青对父亲恨之入骨。
　　父亲的纪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东早年辉煌、中年淡泊、晚年凄凉。”这话说得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也反映出父亲的一种状态。从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时间，期间曾多次病危。但是，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他说，不要哭了，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2师4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好家伙，大炮仗，大竹竿挑着二十多挂炮仗：军号吹着，来给父亲拜年，全部到父亲面前行军礼……
　　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佩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