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情系武汉长江大桥

滕久昕

“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的运作。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兼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王首道在给周恩来总理的汇报中讲到：“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搞综合运输体系，长途运输要发挥铁路优势，短途运输要发挥公路优势，同时要发挥水运、航空运输的优势。”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工程，其建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1950年，我的父亲滕代远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2年，大桥设计事务所成立，并成立了以梅旸春工程师为主的测量钻探队。地质部派出以地质工程师谷德振为首的队伍，在两岸奋战八个月，摸清了桥址地区的地质情况；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也费尽心力，源源不断制造出铸钢支座、整体锻制的钻头等桥梁配件，并积极支援大型吊船和重要施工设备；外贸部及时进口工程急需的零部件；交通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及分别所属的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南气象局等也在各项工作中积极配合大桥施工；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委、政府全力解决征地、拆迁等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多次出动兵力，支援险江险段的防洪，参加建桥工程义务劳动；就连来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的家属，也积极参与工地周边绿化工作。
　　大桥的选址工作经历了众多挫折，专家们对八个桥址线方案逐一进行了缜密研究。这些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即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了中南局领导关于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后，还饶有兴趣地登上武昌黄鹤楼，视察了大桥桥址。
　　大桥选址方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初步设计。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回忆说：“长江，古称‘天堑’，要在上面架设桥梁，中国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无现成经验可循。滕代远曾先后六次到大桥工地察看，我、石志仁曾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那时在会上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桥式问题，九孔还是六孔，伸臂梁还是连续梁？
　　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彭敏任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梅旸春、李芬、朱世源为副总工程师。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父亲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三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汪与梅）。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了父亲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政务院正式任命彭敏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大桥工程局政委。会议同时批准了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9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
　　决议公布后，父亲带领铁道部有关人员到武汉向中南局汇报，并主持召开与省委、市委的协调会，再次讨论了建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会后，父亲分别与王任重、彭敏二同志谈话，嘱咐交待工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彭敏同志回忆说：“从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中，可以体察到他对大桥建设贯注了多少心血，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要求是严格的，鼓励是亲切的。既使人感到责任重大，兢兢业业，又感到毫无顾虑，心情舒畅，敢于放手工作。”
　　我们现在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应该称“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它不单是在长江上修建一座桥，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若干工程与建筑物的结合。整个工程包括一座横跨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汉阳岸引桥和武昌岸引桥；还包括跨越汉水的长300米的铁路桥一座，长322米的公路桥一座，以及跨越武汉三镇市区总长480米的跨线桥十座，及一条长12.9公里的铁路联络线和一条长4.5公里的公路联络线，一个新建的汉阳火车站。以上这些项目有机结合，使武汉拥有一个完整的铁路网中心。
　　在得到总理批准后，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建桥全部图纸、资料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请他们帮助进行最后的鉴定。临行前，父亲对代表团负责人彭敏交待说：“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你们出去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有情况随时向使馆和国内报告。我已告诉使馆，帮助联系参观他们一些建桥工地，多学多看些东西充实自己。”彭敏同志回忆道：“这次谈话就像嘱咐一个没出过远门的游子那样细致周详。”

“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

　　苏联政府对大桥设计文件的鉴定十分重视，指定了25位最优秀的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时任桥梁工程总局局长古拉梁夫同志任主席。1953年8月7日，召开鉴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际，父亲正在莫斯科率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也到会听取意见并发表讲话。苏专家对大桥设计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详细对比，反复研究，最终方案通过了鉴定。回国之后，父亲又与铁道部有关领导、专家一起认真研究、修改，充实了9项意见，使得方案更趋完美。
　　铁道部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总理予以批准。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谢尔盖维奇·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陆续抵达大桥工程局并开始工作。西林是中国铁路职工的老朋友，早在1948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曾来到我国东北，帮助修建第二松花江大桥，支援解放大军入关。时任四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同西林首次合作，以后在修复陇海线洛河桥工程中再度合作。这次是西林与彭敏的第三次合作。父亲对彭敏说：“西林是你的老朋友，年轻有才华，相信你们一定能合作好。”彭敏表态：“请滕部长放心。”“还要要求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配合好，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父亲又补充道。
　　曾分管过外事工作的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回忆说：“中国铁路建设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中国铁路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合作与支援。从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但实事求是地讲，铁路合作仍在正常进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中国铁路共聘请苏联专家366人，其中顾问和技术援助专家354人，科技合作专家12人。他们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55年2月3日，由父亲主持召开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聘任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主任委员，委员会作为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作为重点工程开工了。

“这个方法是由苏联年轻的桥梁专家创意的”

　　西林同志见到彭敏的第一次谈话有些出人意料。西林开门见山地说：“在莫斯科开的鉴定会我是参加了的，设计文件我也研究过，我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我有个新的想法，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我不好说话。”彭敏听翻译讲完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西林继续说：“这个新办法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们暂时先不说出去，只和你一个人谈谈。”随后，西林用几天时间详细给彭敏讲述了他的“管柱钻孔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及优越性。
　　彭敏听西林介绍之后，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须认真讨论，随即组织了有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出现一些分歧，与西林同来的几位苏联桥梁专家认为：施工方案已经苏联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没有必要大改动；其次，这种新方法（管柱钻孔法）谁也没干过，试验来不及。一位专家还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一抬手就摸到了；但是现在，你们却要把手绕到脖子后面再去摸，还能摸到吗？”西林站起来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讨论的是桥梁基础的施工方法，不是摸耳朵！”
　　一场争论过去，暂时风平浪静。彭敏心中仍然静不下来，散会后他去征求汪菊潜和梅旸春的意见。他们告诉彭敏：“钱塘江大桥桥墩基础是用沉箱法施工的，可那是包给外商干的，我们的人一律不准下去。”但又说道，“沉箱法危险性是挺大，但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还是学习摸索一下新办法吧。”
　　父亲在1968年撰写的回忆录（未发表）中说：“大桥的基础工程是采用最新的‘管柱钻孔法’进行施工的。这个方法是由苏联年轻的桥梁专家创意的，经过我国政务院批准的，经过我国工人、桥梁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共同试验，共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