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先与南京军事学院

陈永安 口述  裴震烁  整理

　　开国中将陈庆先（1908年—1984年），湖北黄陂人，1927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身经长征、抗战，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是电视剧《我的兄弟是顺溜》中陈大雷的原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刘伯承点将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历任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长、教育长与副院长，协助刘伯承元帅严明治校，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与正规化建设的儒将。

从学员到教员

　　1950年深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所在地组建，简称“南京军事学院”。经首任院长刘伯承点将，陈庆先于1950年12月奉命带职到该院高级速成科（后改为高级速成系）学习。一次，刘院长找陈庆先谈话，首先介绍刚刚颁发的军事学院训练大纲，包括训练目的、对象和训练内容等。接着，刘伯承说，鉴于陈庆先曾在党校任职，又曾率领千军万马身经百战，有利于对工农出身的学员进行现身说法，决定让他做学员的同时出任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并做好长期在学院从事教学管理的打算。陈庆先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因为放牛郎出身的他文化程度不高，眼下首要任务就是攻克文化课这座碉堡。
　　1951年1月8日，陈庆先以普通学员的身份投身到紧张的学习当中。1月27日，刘伯承院长正式任命陈庆先为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主要职责是领导各级教员编写关于战役战术内容的教材，组织教员备课、试讲、教学，还有实兵对抗作业点的选定与训练方案设计等。
　　2月4日，刘伯承奉命兼任军事学院政委。在建校之初，学院仅有军事、文化与政治教员301名，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所以，刘伯承就吸收原国民党旧军官充实到学院战役、战术、战史等15个教研室，很快开始了教学工作。到1955年，学院军事教员由原来的196名增长到1007名。军事学院走入正轨后，成立了战役战术、合同战术、高级兵团、航空兵、军事地理、司令部、防化、情报、哲学、战史等近二十个教授会。陈庆先出任战役战术教授会后，他不仅虚心向学、笨鸟先飞，而且集思广益，以学员与教员的双重身份在南京军事学院边教边学。
　　学院的教员虽然逐步配齐了，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员与学员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与冲突。在解放战争中，工农出身的学员是打胜仗的将军，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员却是学员手下的败将，谁教谁呢？有的学员满脑门的骄傲，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侮辱教员。虽然刘院长进行情理交融的说服工作，但是有的教员仍然心有余悸，有的学员的心结一时仍难以打开。为此，陈庆先与他们促膝谈心，举行师生抗战战例恳谈会，列举中苏实例等，进行耐心的疏导工作。他说，能者为师，古今中外早有惯例。列宁早年就有启用旧军官政策，让白俄军官为苏军所用。二、六军团长征时，也请国民党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叶剑英领导的华北军大，同样录用过大批旧军人和旧知识分子当教员。他强调指出，我党一贯主张对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为我所用，用其所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同时，又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说明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战败的多重因素，列举国军在抗日会战中创造的辉煌战绩，证明他们并非“常败将军”。况且，现今他们是党中央和刘院长请来的先生，我们就应当好学生……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循循善诱，一批教员、学员原有的心结一一打开。学院教员、黄埔五期的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黄剑夫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说：“共产党人以谦卑的态度，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

“三更灯火五更鸡”

　　进入军事学院后，陈庆先认真领会并践行刘伯承院长“慈不掌兵”的治军治院思想。他率领师生站在未来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合成军团战役行动的高度，认识战役战术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从严、从难要求，严明治军、治院。刚开始，有少数学员以革命功臣自居，不习惯那种军事化的军校生活，公开违反校规。刘伯承院长铁面无私地予以公开严厉的批评。陈庆先则想方设法、因势利导，通过学习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对学员进行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刘伯承针对陈庆先文化底子差的特点，语重心长地说：“庆先同志，你要多看书，勤学习才是，‘师高弟子强嘛’。领导教学的人要先学习，学几年头发要白几根，才是真正下了功夫。”为了给陈庆先“开小灶”，刘伯承专门挑选了8本古今中外书籍送给他，让他在学中教、在教中学，做好学院的教学工作。
　　陈庆先不负院长的期望，通过打“时间差”，尽快实现了角色的转变。他的宿舍与办公地点相隔两公里，因足疾行走十分吃力，为了早上能多看点书及审查教材，他常常清晨四五点起床，步行到办公室。晚上别人都下班了，他还在办公室里审阅一天的教学日记。身旁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这样长久下去身体会承受不了的。陈庆先说：“形势逼人，自己得抓紧时问学习和工作。刘院长不也是这样吗？”在陈庆先的影响下，许多教员也都在天不亮就往办公室跑，深夜才回宿舍就寝。一个“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习、工作风气蔚然成风。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陈庆先作为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全部训练计划。1952年8月8日，由刘伯承院长主持隆重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刘伯承宣读了毛泽东于7月10日为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发来的训词，勉励他们再立新功。很快，陈庆先的这批同学陆续开赴朝鲜战场前线，他们运用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东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伟大的将领不仅仅是赳赳武夫，而且还应该是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1952年7月，南京军事学院开始成立高级函授系，炮兵系与装甲兵系，陈庆先考入了高级函授系。他平时不喜欢谈论私事，工作、学习起来不要命，尽管每年都有寒、暑假，他从未休过假。在主持训练部工作之余，就是参加函授学习。他曾感叹地说：“战争年代环境差，没有条件学习，现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努力。”每逢夏天，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城”，晚上成堆的蚊子绕着身体、缠着头顶像飞机似的“嗡，嗡”作响。可是，陈庆先找到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每到夜深人静时，他将双脚踩在冷水盆中，湿毛巾顶在头上、搭在肩上，叫来读初中的大女儿帮他抄笔记、查字典、解释某些词语的词义。就这样苦读三年，1958年迎来了国家考试。19门功课，全部抽签考试，陈庆先各门功课都得了满分，拿到了响当当的军事学院文凭。

对“苏联老大哥”进行“感情投资”

　　随着教学相长，陈庆先在军事学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部长，干到副教育长、教育长，直至出任主管教学、训练的副院长，成为刘伯承的左膀右臂。
　　一次，刘伯承引经据典地对陈庆先说：“同一部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建院初期的自编教材，是先由苏军顾问们根据刘伯承院长的指导写出初稿，翻译后再由陈庆先等教授会主任审查，最后由刘院长修改定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时中国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国人大都尊称苏联专家为“苏联老大哥”。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苏军顾问团即有四十名顾问，总顾问罗哈林斯基中将是苏联军事学院院长，有着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战指挥经验。客观上讲，这些苏联顾问在战略上，组织指挥的确比中国经验多。不过，从战术、战役上来讲，中国却比他们强。为了做到“土洋结合”，充分借鉴“老大哥”的经验，陈庆先对这些洋顾问进行“感情投资”。每当遇到节假日或是我国传统节日、以及顾问们的生日，陈庆先都会按照两国人民的习俗及学院要求，热情、诚恳，礼仪相待，或邀约他们郊游，或请他们品尝中国饭。训练顾问夫人及子女来南京休假时，陈庆先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喝茶、咂瓜子、吃麦芽糖，一起唱中苏歌曲、一块跳中外舞蹈，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双方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在陈庆先的协调下，苏军顾问们大多能够客观、认真地讲授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及有关理论，但也有个别顾问存在着不考虑中国国情、军情，主观臆断的倾向。对此，陈庆先既坚持原则，又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通过耐心介绍我军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谦虚而慎重地与苏联顾问探索各类问题，使得教材内容既吸取了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又切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既照顾了大局，又避免了教条主义、生搬硬套，受到院长和中外专家的首肯。难怪有人形象地形容陈庆先与苏联顾问的关系是“土洋结合哥俩好”。
　　陈庆先除了与苏联专家合编教材外，还将自己和战友的成功战例上升到理论高度独自编写教材。他由战士到将军一路走来，经验丰富，足智多谋，深谙游击与兵团作战之道，又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尤其注重教材的精辟实用。只是受文化程度所限，他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往往是一边编著一边翻查字典和词典。因此，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放着一堆书籍、资料之外，还常常放着一本字典，一本词典。他对大家说：“别小看这两本书，它们就是我‘陈拐子’过河的拐棍，作用不亚于一位百问不厌的文化教员。”
　　有了好教材，接下来就是精心组织教学了。早年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任职的刘伯承院长，还是一位深谙孙子兵法的儒将。他亲自定期不定期地深入到教授办公室、课堂，甚至学员中间，检查教员是否严格按教材授课，学员的接受程度如何。陈庆先则认真跟踪教员备课、教学、作业批改与辅导的全过程。诸如，教员进课堂前，陈庆先检查教员的备课薄，组织教员反复试讲、板书等严格训练。通过经常抓、抓经常，让每个教员熟能生巧，授课达到准时、准点，讲到最后一个字，正是下课铃响的标准。

以实战训练促教学

　　实兵对抗训练是军校必不可少的课程。不论是平时的野外作业，还是组织指挥演习，陈庆先总是身先十卒，亲自勘察作业点，集思广益设计演习方案。1951年5月，在淮河安徽临淮关段的水面上，由刘伯承院长、苏军总顾问指导，陈庆先具体组织实施了我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实战演习，一举获得了成功，探索了从实战出发搞好教学的路子。
　　为了研究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探讨指挥诸兵种合同作战课题，1952年大年初二，陈庆先带领学院军事组前往朝鲜战场进行调查研究。他和军事组的教员们经常吃住在坑道，入前沿阵地观察敌、我双方情况。半年时间内，他不仅修改、实践了部分教材，还写出了一批有价值、具有现代军事理论水平的教材。这些教材在抗美援朝及日后的两藏平叛、中印边界及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等作战中，均发挥了指导作用，也为组织部队实战演习等方面，提供了精确的科学依据。
　　作为分管教学与训练的副院长，陈庆先协助刘帅治校，兢兢业业。在学术问题上，他平等待人，不以领导自居，虚心听取师生意见。尤其是对国民党起义将领及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员，他大胆使用，积极鼓励其发挥所长，他性格朴实，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宿舍看望教员们，关心照顾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他更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推心置腹谈心、交心，鼓励教员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努力工作，从而使教员与学员如师如友。陈庆先凶此受到了全体教员的称赞，大家感到，和这样的领导相处，工作起来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陈庆先深知，只有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教学相长。所以，他经常到课堂听教员们讲课，又倾听学员们的反映，与学员们一块讨论问题，不断修正、充实教学内容，使之既不违反教学大纲内容，又能根据未来战争需要灵活运用。不论是平时的野外作业，还是组织指挥演习，他总是和教员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带领教员们去野外作业，对他来说困难很大，但他总是和大家一样爬山头、钻树林、走小路，同志们看他行走不便，劝他少去几个作业点。他认真地讲：“我是教学主官，不亲自去实践，研究问题发现问题，那怎么行呢？”他总是坚持跑完所有的作业点，这对于一位伤残者来说，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他的顽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精神，铸就了军事学院训练系统的铜墙铁壁。
　　1955年7月，陈庆先在北京怀仁堂接受了周恩来总理亲授的中将军衔及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南京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之际，毛泽东主席亲临学院视察。在庆功会上，刘伯承元帅亲自给陈庆先颁发了一等奖。直到1958年11月17日，刘伯承不再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陈庆先与刘帅在军校工作了整整八年。1960年11月，陈庆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84年1月19日，陈庆先因病与世长辞，《人民日报》发表悼文，盛赞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的奉献。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开国儒将，特在黄陂长乐同陵同竖立了陈庆先及夫人塑像，实现将军魂归故里的遗愿。
　　（本文作者：陈永安为陈庆先之子；裴震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干部。摘自《党史天地》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