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罗荣桓交往的故事

萧　锋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我与罗荣桓有过多次交往。他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一贯抵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独到建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

　　1934年1月14日，我结束了11个月的中央第一期党校的学习，奉命调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做青年干事工作。
　　总政治部设在红都瑞金的白屋子。当时，总政治部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二次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组织上安排我给李弼庭部长写讲话稿。我深知自己肚里的墨水有限，又没有工作经验，非常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同志的帮助。在苏区时，就听说罗荣桓在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工作。罗荣桓能文能武，是我仰慕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想要能得到他的帮助该多好！于是，我径直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伏在桌子上办公的罗荣桓行了个军礼：“罗部长好，我来报到了！”
　　罗荣桓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他详细询问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情况，而后问我来总政治部有什么想法。我毫不掩饰，一一如实地向他汇报：“部长，我这工农分子，没喝过多少墨水，也从来没有做过机关工作，说实话，真不如到宜黄、乐安当少共县委书记好！而且，来到这里我谁也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你一个山沟子里的娃子，怎么就能当少共书记？”罗荣桓慢条斯理地开导我。
　　我红着脸，不出声了。罗部长顿了顿，见我有所领悟，便仔细向我介绍了总政治部的情况。他说，组织部李弼庭部长是一个有文化，党性很强，很有工作能力的部长，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信服地点着头。接着，我又向他请教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包括写讲话稿。
　　快晌午时，罗荣桓请我一起吃饭。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菜，让我的警卫员去捉几条鱼来给你吃，白屋子前的稻田、小水沟里，小鱼、泥鳅、黄鳝、虾米很多。一提到捉鱼，我来了精神，说：“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当裁缝铺徒弟时，经常给我的师傅、师母去田里抓鱼。用辣子炒了吃，那才香呢！”“啊！你敢吃辣椒？！”“鱼虾没有辣椒可难吃咧！”我说，想想又叮嘱一句：“你可别给我去汇报，不吃辣椒、不抽烟、不喝酒是做青年工作的纪律，一旦被组织发现要挨批斗的。”他听后，哈哈一笑。他对当时“左”的一套很反感。正是“左”倾路线的推行，他才从红四军政委位置上被排挤到总政治部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动员部长。他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你放心！我才不当这个坏人呢！”
　　我们拿了铁锹、篓子、脸盆等，把一段小河沟围干了，捉了两斤多活鱼、半斤多河虾。这一餐，我们吃得很开心。

“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

　　1月26日，我作为总政治部人员，按照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指示，参加一个调查团并任副团长，主要任务是调查处理红军北线3个医院的打“AB团”的情况。
　　半个月过去后，任务完成了，调查团人员各自归队。
　　这一天午后，我回到白屋子住所，抓紧时间向组织部李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吃罢午饭，我顾不得休息，跑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他逐一报告了情况：周村医院医务主任牛树堂让两名战士死在手术台上，被打成了“AB团”，撤销了职务；江西军区医院发生两起腐化事件。
　　晚饭后，罗荣桓叫我和他一起到南边小河沟钓田鸡。我锁了门，跟着他沿田间小道走去。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次检查医院工作时发现的问题？”罗荣桓直截了当地问。
　　我回答说让两个医院准备检讨材料，检讨“AB团”的问题。
　　罗荣桓讲：“你们这样做就不对头！1930年秋、冬的‘富田事件’还没教训？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你们到医院要依靠那里党的组织，先多做调查，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
　　“你们就是不能如实地查清情况，牛树堂主任究竟是个什么人？真的是‘AB团’？你要抓住这个人的本质，进行内部揭批。要找出为什么对两个战士动手术？两个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手术台上？是麻药不足？还是真害他？还是手术技术不行出现事故？”
　　我说：“牛树堂技术还可以，他是从卫生员提升为医务主任的，做过不少手术，挽救了不少革命战士、干部的生命。可前不久，他一周内动手术死了两个人。查了前后因果关系，手术没有毛病。我认为主要还是责任心不强。他原打算春节请假回家看老婆、孩子和父母，可能是手术台上精力不集中所致。”
　　罗荣桓说：“那你们应区别对待，是心情不安还是精力不集中？手术台失手，这应该是责任心不强，不能都说成是‘AB团’捣乱……越是上级下去的人，言行上越要小心！”
　　我们边说边走到小河沟边，拿出钓钩，不久我就钓到两只大田鸡。太阳快落山时，罗荣桓也钓上一只田鸡。
　　罗荣桓对我们的批评，使我认识到，检查团的处理犯了“左”倾错误。钓田鸡的快乐抵不住我心情的沉重，我不再说话。
　　罗荣桓见我垂头丧气，故意转移话题：“走吧！回去煎炒，还要放辣椒，打牙祭去！”一会儿，他又转移话题说：“组织部7位同志，李弼庭部长可是个巧手，到组织部没有多久，对各军团的干部、各苏区红军的干部了如指掌。周恒同志对部队情况也熟悉，还有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你们那7位同志都有部队经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针对我没有机关工作经验，思想压力很大的问题，罗荣桓耐心地说：“不要着急，经验是实际斗争得来的，没有自然经验摆在架上。我原在红四军当政治委员，也没有到过总政，也不知道怎样做武装动员部长。重要的是学习。你总结一下经验，改进一下思想方法，事情总是会做好的。要多实践，有了实践，还得学点文件，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红一军团总部与罗荣桓相处的日子

　　1935年6月16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我由于爬雪山时，喝了雪水发疟疾，病了几天。20日，奉军团首长命令，我被调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部书记。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低，害怕到大机关工作，有些畏难情绪。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办公室，罗荣桓副主任看出我面有难色，鼓励我说：“怕什么？革命事业是靠干出来的。谁没当过儿童团员？在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你不会有事的，总会学到。你不是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过嘛！军团直属队的工作只要积极钻研，水到会渠成的。你先到司、政、供给部都跑一趟，认认门。不要随便答复问题，首先调查各科、处情况。”他对我在总政治部那个检查团时，对医院的错误处理记忆犹新。因此，还特别叮嘱了我。
　　在以后的行军中，罗荣桓不时给予我指导和关照。
　　部队行军到两河口。罗荣桓副主任说:“中央在这里开会。你们看，聂荣臻和林彪的骡子不是在右侧树林吃草吗？不要出声，不要休息，快速通过！”
　　6月28日，部队翻过笔架雪山。同夹金山相似，笔架山时雪时雨。六七月天，还要穿棉大衣。爬到一半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你能找点烟吗？这鬼地方烟也找不到……”
　　“我来想办法。”我说。部队到达毛儿盖，罗荣桓副主任交代：要注意做藏民工作，不要住喇嘛庙，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藏民，联合他们反蒋抗日。午后，直属队在动员筹粮时，一位战士在一个地窑里发现了4条香烟。供给部刘部长让拿一部分给罗荣桓副主任抽。
　　7月11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团政工干部一共不超过25名。朱瑞主任传达了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要继续北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北进粉碎一切阻拦反蒋抗日的障碍，在运动战中，消灭蒋介石有生力量。准备在甘肃南部安脚，以创造川陕甘宁苏区。
　　罗荣桓副主任补充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草地，绕道走，很费劲，看来只得过草地。决心必须坚定，红军要北上，任何犹豫说不定会错过什么机会。我们要打出松潘区，在甘南展开战斗。”
　　7月30日，军团突然下令停止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再到松潘、芦花一线整训备粮。部队在黑水河西岸驻扎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问我直属队的情况。我将直属队机关、连队情况一一做了汇报。罗荣桓副主任说：“要加强对二十一分队的领导。炮兵连骂人现象严重，那要不得嘛！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可吵骂的？干部要端正态度！”我又汇报说：“在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大家反映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们，把掉队人员收编到他们部队里边去，还骂我们是‘叫花子’军队，真是欺人太甚！”罗荣桓气愤地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管是国民党的围堵大军，不管是雪山、草地，还是张国焘的明的、暗的阻挠，决不会挡住红军北上，走上抗日反蒋的胜利之路！”接着，他用手狠狠一挥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我们在筹备二次过草地时，工兵连挖出了胡宗南部队逃走时丢下的很多腊肉、几十斤盐和2000公斤青稞。警卫连搜山时，也收获不少食品物资。罗荣桓副主任叮嘱我说：“你要仔细去检查检查，供给部不能光发米袋，不然其他东西怎么背呀？还要告诉各连队、机关的伙食单位，青稞怎样做，要能吃下才行。”
　　部队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的第4天下午6时多，罗荣桓副主任针对缺粮、缺医少药、指战员掉队等问题，作了四条指示：第一，要设法互相调剂粮食，尽可能保证大家能走出草地；第二，一军团的部队对掉队的友军，尽可能给些粮食，将其送回，红军部队，相互之间不能拆台，要团结；第三，要加强机关、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让党团组织起到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时候，就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要万众一心，坚定信心，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首长；第四，确实走不动的伤病员，绝不能随便乱处理掉。这四条指示，我记在日记里，它成为我们直属队的行动准则。
　　9月22日，在哈达铺南大沟，部队打了几家土豪，将浮财分给穷苦老百姓。下午4时前，供给部把猪肉分给各连队，还留出一些，待召开干部大会时给开会的干部做红烧肉吃。没收的一些活鸡分给那些体弱有病的首长，把烟分给烟瘾大的领导。
　　一天下午，我吩咐炊事班杀了两只鸡。我同罗荣桓副主任的警卫员一起动手炒辣子鸡，还有红烧肉，搞了几个菜，找了几瓶黄酒，便围坐在罗荣桓副主任睡觉的炕上吃饭。七八位部长得知后，也都过来蹭吃。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们吃着、吃着，忽然有人说，怎么屁股下越坐越热？大家爬起来，手摸屁股。我警惕地提着驳壳枪，脸色愠怒地问房东刘大爷。刘大爷吓得哆哆嗦嗦说不清话，还是大娘见多识广，沉着解释说这是火炕。炒鸡时把炕烧热了。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火炕，我们这些山沟沟里出来的南方娃子，差点闹出一场误会。过了一会儿，不知谁大声说：“怎么搞的？部队到达哈达铺，直属队、机关，干部战士跑了25名！” 罗荣桓副主任说：“昨天在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讲过，失利是考验，胜利也是考验。在草地吓住了，无处逃，打出松潘区，形势好转，有吃、有穿、有油、有盐，为什么还跑？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也有孬种，也有随大流的，也有拖过来的。”
　　罗荣桓副主任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