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彭真当秘书

项淳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给彭真同志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岁月。彭真同志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人格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以最高标准要求工作

　　1950年，我刚到机关工作不久，就被调到彭真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当时，彭真同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同时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彭真同志对我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当天的工作一定要当天做完，当时给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去办，不允许有任何延误。那时，我负责帮助他看每天的参考资料、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对每天送来的大量文件，或者划出重点，或者做出摘要，或者口头汇报，或者照本宣读。由于白天工作繁忙，这项工作几乎天天要到午夜才能完成，如果他夜里抽不出空来，第二天出去工作以前一定要补上。
　　彭真同志给身边工作人员布置的工作任务，都会及时检查或听取汇报，他要求我们不能只汇报做了些什么，而讲不出做的结果如何。汇报必须用准确的语言，不能用“大概”、“差不多”、“可能”这类词句。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奋战的工作态度。他的身教比言传更令我终身难忘。
　　遇到中央布置的起草文件任务或者起草他的重要发言稿，他都要亲自动笔或者口述，由我们记录、整理，然后他再修改或者酝酿新的意见，再由我们整理出来。彭真同志经常连续“作战”，不完成任务决不休息。
　　1952年，彭真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每天的正式会议后，彭真同志都要开代表团党组会议听取汇报，修改、签发报给中央的简报，还要经常和周总理通电话，汇报会议相关情况，确定如何应对的策略方针和具体办法。每天要到凌晨三四点钟他才能休息，早上九点又要开会，这样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会议结束后，彭真同志因睡眠失控不能入睡，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彭真同志的这种严格、高效的工作作风对他直接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机关和干部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家都公认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如市委机关的电话接线员做到了不论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都能很快地把这个人找来听电话。1955年，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了《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的报告，以此要求北京市的干部。他说的高标准，首先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任务。汇报时不能讲假话、空话、废话。向他汇报的同志，包括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要努力做到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核实的材料。要是汇报的内容是转手材料或者未经核实的，一被追问就答不出来，就会受到他的批评。彭真同志还时常对我们讲，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的汇报比较准确、比较实际，要我们向他学习。

注意方法抓住重点

　　为了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彭真同志要求我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抓要点、抓本质、抓主要问题。工作没有重点，芝麻、西瓜一起抓，一定什么都抓不住。他说：“抓就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住了还要一抓到底，抓出结果来。”
　　彭真同志最反对空泛的、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言论和文字，反对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文山会海上。他亲自动手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短而精，主题明确，一般不超过2000字，因此，他起草的报告经常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一次北京市的干部会议上，他针对当时文件很多，有的负责同志整天埋首于文件中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介绍他自己的经验说，可以请一位同志帮助看文件，做摘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解放出来。我那几年所做的文件、文章摘要工作，就是按照他的要求，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莫大的好处。
　　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材料，避免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彭真同志还要求我们注重调查研究。他常说，正确的意见和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正正确的。要善于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从群众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他要求我们要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只有交成朋友，才能听到他们真实的意见。他还身体力行，广泛交往，和许多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教授、医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
　　彭真同志还要我们注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在研究问题、起草文件和发言稿时，他经常要求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一些问题。他曾经对我说：“要你们在我身边帮助工作，就是要听取反面意见，都是一种意见，何必要你们来呢？”听到不同意见后，他就说，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常用毛主席听了各种意见，前后修改了三十几稿，完成著作《论联合政府》作为例子，也引用马克思、恩格斯一些经典著作几经修改的例子教育我们，说：“每次修改不就是修正自己的错误嘛！正确的意见，只有经过同反面意见的比较，才能站得住脚，才能作为真理来坚持。”

起草文稿精益求精

　　许多同志反映，彭真同志讲话，有时连稿子都没有，信口讲来，却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解渴，许多难题迎刃而解。其实，彭真同志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为了准备一次讲话，他总是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讲，一天不停地改，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
　　一次，他到天津看望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本来是没有准备讲话的，可当时天津市委领导同志说第二天是“七一”，希望彭真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了准备那次讲话，彭真同志一直熬到了凌晨4点钟。第二天，他就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作了精彩的演讲。
　　彭真同志就是这样“信口讲来”的。每次讲话之后，整理成讲话“要点”，他又要反复推敲，一字一句审定。彭真同志多次要我们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对这段话作了新解：“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还有一次，彭真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从上午9点半讲到下午1点，站着讲，没有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三万多字的记录稿被提炼为八千多字的讲话“要点”，他又反复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彭真同志曾主持起草了很多法律法规，在起草这些法律法规时，他总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他常说，我们的法律要清楚准确、明白好懂，能真正解决矛盾。为此，立法必须严肃慎重，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加以酌定。在起草《刑法》初稿时，彭真同志亲自和起草人一起，逐条研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反复分析比较，以兹借鉴。在起草《中外合资企业法》时，他研究了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搜集了一些国家引进外资的法律，提出了主要问题，逐个做了研究、讨论，制定出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法律，并将其原则载入了《宪法》。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摘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