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点回忆

陶德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命题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可是，1978年，中华大地上却发生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是当时参加讨论的一名小兵，想从亲历的一个局部谈谈感受。
　　“四人帮”的粉碎使举国一片欢腾。但不到四个月，“两报一刊”就发表了社论，宣布“两个凡是”，这等于宣布“文革”的理论基础和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可是，按老路走下去，民何以堪，国何以堪？?
　　197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发来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讨论会。9月20日我去参加了大会。与阔别多年的师友们噙着热泪互相问好，那种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与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等同志谈到，如此荒谬的“文革”怎么竟会持续十年之久？“文革”的畸形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我们认为“文革”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文革”的“理论”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广大群众的思想完全搞乱了。而这套错误“理论”的根子正在哲学。影响最大的错误观点有两个：一是真理有阶级性；二是以领袖的“最高指示”为真理标准。只要认可了这种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出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只有驳倒了这种荒谬观点，摧毁“文革”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打碎“两个凡是”的枷锁，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也就是在与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明确了症结，坚定了信念的。但是，“两个凡是”在当时是不可逾越的政治栅栏，要找到突破禁区的方法，谈何容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由来和背景，但我意识到这是在向“两个凡是”开炮了。尽管有人传说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毒草”，但无论如何，我感到这场斗争已经拉开序幕，是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我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论文和专题发言。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是不同意我参加此会的，经过复杂的周折才得以成行。16日晚上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了小会，把这次讨论会的来历和主题点明了。参加小会的有哲学所的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等同志，还有《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最初作者胡福明同志。17日先开全体大会，孙耕夫同志主持，社科院副院长邓立群同志作了报告。下午分组讨论，空气就有点紧张，观点也有分歧，甚至还有个别退席的，但讨论并没有受影响。以后几天都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交叉进行。这当中忽然传来了小道消息，说有关方面不支持这个会。但会议领导小组仍然坚持开会。绝大部分大会发言的同志都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些同志虽有些保留，但也是反对“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的。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2)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3)回答几个诘难。《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删去了前两部分。?
　　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后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朗宽阔的原野。我当时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来抒发这种感情：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会后我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一些传达，听众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砍旗”的帽子似乎还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头上悬着。但情况很快有了改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请了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来作报告，旗帜鲜明地宣传实践标准。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1年6月16日第9版，文章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