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聂荣臻的几次落泪

聂 力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感情轻易不外露。但是，有几件事却令他非常感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热泪涟涟，不能自禁。

为白求恩落泪

　　1938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父亲看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父亲代表军区聘白求恩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父亲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将他安排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代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但白求恩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白求恩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三四十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当父亲提出给他100元津贴时，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五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父亲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父亲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敬佩他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关于父亲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三团长纪亭榭回忆道：
　　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代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五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一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父亲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他的要求。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父亲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父亲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白求恩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医疗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父亲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父亲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他在冀中工作四个月后回来了，见到我父亲时说，我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父亲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他在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
　　父亲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父亲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父亲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父亲“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父亲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父亲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父亲本想立即赶去，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颤抖着手，捧读那封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父亲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父亲曾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当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父亲面前说是白求恩留给他的纪念品时，父亲的悲伤达到了高潮。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父亲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11月16日，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为左权落泪

　　1942年初夏，从晋东南传来噩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听闻左权牺牲的消息，父亲极为悲痛。父亲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左权那瘦小的身影。左权是黄埔一期学生，说起来，父亲和他还有师生的情分。当年在一军团，父亲就与他朝夕相处，他是军团参谋长，父亲是政委，他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父亲记得，最早见左权，是他到中央苏区不久，到一军团报到的时候，那时左权在军团下属的红十五军当政委。接着他们一起打漳州，打水口战役，打乐安、宜黄战役，在中央根据地纵横驰骋。后来左权调红军总部工作，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军委派左权接替参谋长职，自此，一直到抗战前，父亲和他就没分开过。
　　左权性格温和，很多地方都和父亲谈得来。长征开始后，一军团为中央红军打先锋。一路上，左权积极配合林彪和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爬雪山过夹金山的时候，父亲和左权都病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父亲，父亲想起左权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后来他们一块东征，一块西征，林彪到军政大学后，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很多时候，父亲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他们经常半夜不眠，聊东聊西，有说不完的话。那段时间，他们搭班子，配合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