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我当红军

郑奇英

　　1925年，23岁的父亲郑位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我们家是革命家庭，祖父郑维翰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县苏维埃做过财经工作；二叔郑植惠、四叔郑植棣、姑姑郑成香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母亲曹茂云是贫苦农民出身，她爱劳动，地里的活样样都会干。我父亲时常不在家，母亲认为我们这房人对家庭贡献小，因此只要她能干的活都抢先去干。在弟妹面前她是老大，特别尊重老人，关心弟妹的生活，参加妇女组织的活动也很积极。1933年冬，国民党占领我们家乡后，她“跑反”进山，躲藏在山洞里最后冻饿而死；这期间全家有4个人先后牺牲。

　　我的家乡在苏维埃时期，人民分得田地后生活慢慢好起来，村里的老百姓积极参加农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参加红军的人也很多。我四叔当时是儿童团的大队长，时常带我和他们一起出操、站岗放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家乡后，国民党对根据地红军的家属“斩草除根”，我们家大人都“跑反”或上山打游击。七八岁的我在村里变成无依无靠的人，开始村里的好人留我吃住，到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后，村里人怕我连累他们就不敢留我吃住了。当时父亲任鄂东道委书记在鄂皖边区活动，后派人来接我。我们白天躲藏在老乡家内或山内，晚上赶路，走了好几天到卡房镇见到我父亲。这是母亲死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我伤心地哭了。父亲亲切地说：“奇英，你别哭，我会把你抚养成人，以后带你当小红军，红军里很多人会教你识字、教你做事。”父亲还对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红军里的人都是受苦人，当官的不打当兵的；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我过去只见过游击队便衣队，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后觉得当红军好，红军比游击队便衣队人多，不怕国民党。父亲还教育我要好好学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学不到真本事，没有文化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事，国内国外的大事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学校不能安心读书，有文化的人教你认字，一天学几个字，慢慢你就会看书看报了。

　　不久，父亲送我到红二十八军医院，学当看护员。院长熊德安同志是个坚强的女性，她立场坚定、工作负责、爱护伤员、关心群众，大家都很尊重她。那时我们医院条件很艰苦，伤员们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草棚里；医药用品都很医乏，主要是靠便衣队找关系从敌占区买，绷带和纱布换下来用开水煮过后再用。我每天主要是洗绷带、纱布，学习给伤员换药。看护长戴醒群同志是张体学同志的夫人，每天教我五个字，没有纸就在地上写，我边工作边学习，半年后我慢慢会写简单的日记和记流水账了。可惜的是戴醒群同志在抗战时牺牲了。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企图消灭红二十八军，派大批军队来清剿我们，医院被包围，院长熊德安、看护长戴醒群和大部分医生、护士、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敌人把我们押到经扶县(今河南省新县)关起来，在敌人审问我时，我只说我叫李梅英，父母双亡，前几天讨饭到这里，红军把我留下了。每天敌人审问我就是这几句话，当时我心里明白，父亲是红军的“官”，如暴露了国民党不会放过我。事后，别人都说我懂事，骗过了敌人。在敌人的牢中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戴醒群左臂负伤不能动，我给她送饭，照顾她。

　　父亲离开红二十八军后，我一直在红二十八军医院工作。这段时间从院长、医生到护士对我都很好，照顾我生活，向我传授护理知识，教我学习文化，便衣队从敌占区带点什么好东西总是有我一份。熊院长还带我认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做干爹。高敬亭对我说，你父亲不在这里时你就是我的女儿，医院里哪个对你不好我就批评他。高军长对我确实很好，每次见到我都把我抱在怀里，问寒问暖，问我吃饱饭没有，学习文化没有。我对他也很热情，每次看见他都大声地叫他干爹，愿意亲近他，他可高兴啦。我从经扶县出狱后，他还特意把我接到他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心疼我在敌人牢房里吃了很多苦。那时他与史玉清已经结婚，干爹干妈对我都很好，经常带我去他们小灶吃饭，对我疼爱有加。我父亲抗战初期从延安重返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们关系还一直很好。父亲曾多次向高敬亭夫妇表示，感谢他们对自己女儿的关心照顾。我们的关系直到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才不得不终断。

　　在鄂豫皖地区，由于高敬亭和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内外新形势认识不清，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思想不通，认为国共合作是向国民党“投降”。党中央派我父亲、程启文、肖望东、张体学等同志来做工作。父亲等人通过形势教育，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逐渐使所有的干部、战士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后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五个团，还有兵站、留守处，驻防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肖望东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国民党释放了关押的红二十军人员，程启文同志接我出狱。但国民党不讲诚意，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还是杀害了我们七八个领导同志，如一位姓张的参谋长，熊德安院长等。出来的同志有的回家了，大部分同志都回到部队，戴醒群和我回部队到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医院继续工作。在七里坪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欣慰地说：你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受了苦，现在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高兴。我告诉父亲我改姓名骗过敌人的事，并说好多认识我的人都没有向敌人告密，如要是有人告密我就不能活着回来。父亲听后拉着我的手夸我聪明，有胆量，并说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保护过你，你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有机会要感谢和报答他们。我点点头说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还关切地问我挨打没有？我说国民党当兵的用枪托打我，我跌倒了，门牙磕到石头上，把两个门牙磕掉了，牙根还发炎流脓，现在好了。父亲心痛地看了我的伤。他告诉我日本侵占了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不打日本就要亡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在医院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等以后抗日根据地有学校就送你去读书。

　　1941年，父亲任新四军二师政委，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所联合中学，父亲才如愿以偿地把我送去读书。中学校长王昭诊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我们班主任刘加林在政治上很关心我，还是我人党的介绍人。学校老师中多数不是党员，他们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新四军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我因没有上过小学，学习基础不好，特别是数学有些跟不上；但在政治上我比别人强，下乡宣传抗日我是宣传队长，演出节目我是主角。可惜我在联合中学只读了两年书，1943年秋，父亲调新四军五师，把我带走了。

　　父亲到五师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对我说，你文化水平有了些进步和提高，但还不够，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另外，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还不够，还要有政治理论水平。随后父亲把我送到五师办的党校学习，通过半年多刻苦学习，不仅使我在政治理论上有所提高，在文化上又有新的进步。我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道理懂得多了，工作做得更好了。父亲对我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虽然他工作很忙，每次见到我时都要我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他总是耐心地批评教育我。父亲为了锻炼我，又叫我随部队到农村工作了半年。

　　1945年初，组织上分配我到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我们主要是负责五师与新四军总部的机要通讯联系工作。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父亲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他的工作更忙了，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围攻中原部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父亲和先念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原部队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克服各种困难，突破敌军重重包围，转战千里，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部署的战略转移任务。

　　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在父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在熊德安院长、戴醒群看护长、高敬亭干爹和很多叔叔阿姨及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照顾、爱护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能为革命事业、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都要万分感激我的父亲带我当红军。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父亲对人民忠心耿耿，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民所铭记。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父亲。

　　（选自《我们的父母》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