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陈丕显前辈身边工作的回忆

梁茂淦

“不打不相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陈丕显同志籍贯福建省长汀县。我早就知晓并崇敬这位13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并为自己的家乡闽西出了这么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感到自豪！他的传奇革命故事经常为家乡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如实反映家乡人民受饥荒之苦、救闽西老区人民于危难的故事。我参加工作后，每当报刊或电视里有关于他的报道或镜头，就特别关注。但从未想到会有机会认识他，因为天地毕竟太大，距离实在太远。然而，世上有许多偶然。1989年底，我有缘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位景仰已久的老前辈，而后还在“相打”中“相识”！

　　1989年12月1日，陈丕显同志受中央委托到福建来参加古田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并要代表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为此，他提前半个月先到福州。他一到福州，就请福建省委的领导为他物色一位写讲话稿的同志。当时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和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三位领导一起商量后，把我推荐给了陈丕显同志。

　　我到福州温泉宾馆5号楼一见到陈丕显同志，他就给我布置任务，要求我在10天之内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是紧张，生怕写不好，耽误了工作，就向他举荐了一位有经验的同志，可他不同意，说：“我相信省委领导不会随便推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写好初稿。如果能行最好，如果不行可以重来或另请高明。于是，我便在他的隔壁房间住下来，用一天一夜的时间，集中精力，调动我从事新闻和秘书工作20多年所积累的写作经验，起草了一份初稿。第二天清晨，陈丕显同志起床后，我便把稿子交给他。

　　陈丕显同志一看我这么快交稿，就很不高兴，当着众人的面厉声批评我：“你这位同志，怎么对工作这么不认真，不负责任！昨天你还在推辞说没经验，难度大，怎么今天就交稿？你这不是在敷衍、应付我吗？！”接着又说：“我不看，你拿回去考虑好再说！”

　　听了这批评，我心里十分委屈和不服。心想，我满腔的热情，急首长之所急的强烈责任感，却被他批评为“不认真，不负责任”，性格同样直率的我，便不假思索“顶撞”起他来：“首长，我不能接受您这样的批评！我绝没有敷衍、应付首长。昨天，您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我是说过我没有给中央领导同志写过讲话稿，缺乏经验，怕写不好。正是怕写不好耽误了首长的时间，耽误了工作，所以我尽快写个初稿，看看这样的思路行不行。如果不行，可以重来。如果我慢慢磨，磨到时间快到了再交稿，到时不行就来不及了，那才对不起首长、对不起工作。我昨天关起门来写了一天一夜，至今还没有合眼，您看都不看就说我不负责任，我接受不了！”

　　陈丕显同志听我说得实在、在理，又看我那认真的样子，怒气立即消了一半，用温和的口气说：“既然这样，那你就陪我散步，给我讲讲怎么写的。”我陪他在宾馆一边散步，一边汇报我是怎么提炼主题、谋篇布局的，写了几个论点，又是如何论证、论述的。他边听边频频点头，一会儿就回房间关门看稿了。

　　他一看就看了两个多小时，服务员催他几次吃早餐，他都说看完再吃。那两个多小时，我在大厅里等候，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

　　忽然，随着开门声，陈丕显满脸笑容地走出来。不等我说话，他就大声而爽朗地对我、对大家说：“不错，不错！写得不错！不过，有些地方还得再斟酌，再改改。我已经改了不少地方，等会你再看看。现在先吃饭！”说完，招呼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都说，已吃过了。他边吃边说：“刚才，我对你的批评，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现在收回，行不行？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看来，你的性格也是直爽的，我就喜欢直爽的人。”听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首长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作自我批评，我除了感动和不好意思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周围的人看着一场“风波”在首长的笑谈中烟消云散，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气氛又恢复到原来的欢乐之中。

　　随后几天，我按陈丕显同志的指示，把稿子作了两次修改，并征求了福建省委11位常委的意见，最后报中央审定。就这样，前后只用了原计划的一半时间就把任务完成了。陈丕显同志十分高兴，要我陪他到福建一些地方考察。一路上，他除了和我谈工作之外，还像对老部下、老朋友一样，海阔天空地聊天，特别是了解我的家庭、工作、生活情况。待到分别时，他向我要了通讯地址和联络电话，还主动地把他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亲手写给我，要我多与他联系。

　　从这次近距离接触中，我深深感到陈丕显同志爱憎分明、热情开朗、快人快语，又心细如发、善解人意。也就是在这次“文缘”和“不打不相识”之后的第九个月，我到了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协助他整理、撰写回忆录。

陈丕显：写回忆录是老同志的嘱托

　　1990年9月5日，我从福州来到北京。当我进入中南海增福堂陈丕显同志家时，正是近午时间。陈丕显同志亲自为我安置好住处之后，便把我领进餐厅，边吃边给我布置工作。

　　他说：“你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有所了解。我请你来的目的，就是想请你帮助我写一本回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接着他说，长达十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和灾难。它不仅把大家的思想搞乱，把党的许多优良传统搞丢，把社会搞乱，而且把国家的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许多干部、群众，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无情打击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陈丕显同志告诉我，想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就心痛不已。1982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了否定的决议，叶剑英、彭真、谭震林等许多老前辈、老同志就对他说，希望他能以亲身的经历回忆这段历史，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让后人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得到警醒，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叶帅说得更干脆：“阿丕，你写这个回忆录最合适，你一定要完成！”这些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嘱托，他谨记在心，不敢忘怀。可是，那时工作很忙，静不下心来，现在退居二线，时间是有了，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年底到福建时，遇上了你，回京后就打起你的主意。现在你来了，这就好了。”陈丕显同志对我说。

　　接着，陈丕显同志十分体贴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来的。我先谢谢你。”他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着：“这任务就交给你了，你什么时候写好，就什么时候回去。否则，我是不会放你回去的。当然，探亲假还是有的。人家一年一次，你可以一年几次。”

　　陈丕显同志这样信任我，而且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辞或拒绝呢！我说：“首长，您放心。既然来了，我一定会尽力，一定会按您的要求来完成！”

　　“好，好，这个态度好！”陈丕显同志很是满意地说：“我们快吃饭，吃完再说。”

　　用完午餐后，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从书橱里搬出不少书和资料，对我说：“写这本回忆录，要掌握几个原则，第一是要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精神。”说着，他从桌上抽出《决议》，翻开其中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看上面划了许多红线和圈圈点点。他指着几处文字，一字一顿地念了几段之后，他把《决议》递给我：“这《决议》给你，你要好好看，体会其中的精神。”接着又从桌上抽出几本书来递给我：“这几本是我收集的写‘文化大革命’的书，有的写得不错，但有的则不那么符合《决议》精神，有的连事实都搞错。你先看看，然后再讨论。”

　　谈到这里，他加重语气：“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坚持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被林彪、‘四人帮’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吃尽了不实事求是的苦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等他说完，我就有感而发地提了一个问题：“首长，我在老家念高中时，就从父辈那里听说，您1960年春天从上海回闽西视察后，如实地反映了家乡父老挨饿的情况，救了许多乡亲的命。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一篇《陈海瑞下闽西》的批判文章，把您批得很厉害，不少人还受到牵连和迫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没想到，我的这番话，会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那样痛苦，那样悲愤。他站起身来，大声地说道：“讲起这件事，我就心痛和气愤！”

　　陈丕显同志详细地向我回忆了这件事的始末。

　　1960年4月下旬，陈丕显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委托，到福建视察。他从上海到福建省的邵武县与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会面商量后，便单独带了几个工作人员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一路上，他看到农民缺粮严重，生活艰难，特别是闽西的连城，许多农民靠吃野菜度日，饥荒的情况十分严重。可龙岩地委的领导却汇报说“形势大好”。虽然也提到有些农民生活有困难，但那是因为农民瞒产私分造成的。陈丕显为弄清情况，特地回他的家乡上杭县南阳公社（曾隶属长汀县，陈丕显同志多次对我说，他是长汀人）官连坑村做调查。家乡的父老乡亲向他哭诉了干部吹牛皮、搞浮夸、虚报产量、搞高征购，致使群众缺粮，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他深入乡亲家中揭开锅盖，亲眼目睹许多农民家里吃糠咽野菜的悲惨情景。但公社党委在汇报工作时，还说什么南阳公社“形势大好”，去年粮食亩产跨过《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的指标），达到800斤，只字不提群众生活困难，更不谈饿死人。陈丕显气愤之极，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公社干部的浮夸作风，要求他们如实反映情况。陈丕显先后召开了干部、群众座谈会、烈军属代表座谈会和县委书记座谈会，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由于地、县干部普遍存在浮夸作风，不实事求是，搞高征购，加上自然灾害，闽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村普遍闹饥荒，有多人饿死。面对这样严峻情况，陈丕显同志心如刀割，寝食难安。其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彭德怀同志因如实反映了“大跃进”的问题而被打倒。这些地县干部所以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就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也同样面临这种考验。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如实反映情况，要求省委紧急调拨粮食，以解闽西老区人民之危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十分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立即派出调查组到龙岩调查，随后即拨给龙岩1300万斤粮食。然而，龙岩地委的个别领导却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群众死活，拒绝省里的拨粮，致使许多农民迟迟得不到粮食而饿死。一个多月后，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这位领导才不得不接受省里的救济。

　　陈丕显同志讲到这里，心情十分沉痛，又十分气愤地说：“这位领导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竟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他的一句假话，竟多饿死了那么多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恶劣作风，不仅不痛恨，反而颠倒是非，说我‘以海瑞自居’，‘向党猖狂进攻’，这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丕显说完这些话之后，突然话锋一转：“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领我们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思想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写回忆录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的虚假。”

　　接着，陈丕显又给我强调了两点。

　　一是，要注意掌握政策，不要乱点名。他说：“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经验教训，让后人从中得到警示，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并不是为了发泄我个人什么恩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党全民参加的运动，确实有一些干部、群众出于各种目的或不明真相，而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回忆录中必定要涉及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对于这一点要十分慎重，要注意掌握政策。总的原则是，从团结教育的目的出发。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是，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说：“我写这本回忆录，不向中央申请经费，要靠我们自己。你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你就住在我家里，吃饭有食堂，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克服解决。”

　　不知不觉中，他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次谈话虽然距今已15个年头，但我仍记忆犹新。一方面是这位老革命家谈话中显露出来的忧国忧民、实事求是、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深深感染了我，给我以很深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从这次谈话开始，我便在中南海增福堂工作、生活了两年多，协助陈丕显同志完成了一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回忆录，做了一件一生中值得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