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诲永远的记忆——怀念王树声大将

陈 源　口述　丁逸枫　整理

　　2005年11月份，我收到一本《王树声纪念文集》和一封信，信是王树声大将夫人杨炬同志的亲笔信。

　　我还是在40多年前见过杨炬同志。

　　1973年秋天，我到北京出差，获悉老校长王树声大将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的消息，便约校友余开泰一起前往医院探望老校长。一到病房前，值班医生就告诫我们：“首长需要静养，你们不能过多地消耗他的精力，探视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我们连连点头，快步走进病房，看见老校长半卧半躺地在病床上靠着，闭目休息。夫人杨炬和医护人员都静静地守护在一边。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泪盈于睫。杨炬同志刚开口和我们打招呼，老校长就睁开了眼睛，他一眼认出了我们俩，边问：“你们怎么来了？”边起身下床。我几步奔到床边，紧紧地握住老校长伸出的手，回答道：“校长，我们代表湖北的师生来看望您老人家。”他笑了起来，一边一个握住我们的手，慈祥地打量着我们，点点头，然后，拉着我们到旁边的沙发上落座。见老校长有些激动，杨炬同志示意我到另一个房间，她轻轻地对我说：“你们校长患的是喉癌，已经晚期了。他对鄂豫公学的师生最有感情，经常念叨，请你们不要过多地提及往事，以免他激动……”听到老校长的病情如此严重，我强忍着心里的悲痛，违心地说很快就走。

　　回到老校长身边，他似乎猜到了什么，冲着杨炬微笑着说：“我的好老伴，你可要口下留情哟！我已经有24年没有见到鄂豫公学的师生了，很想晓得他们的情况，小陈他们来了，这不正好嘛。”他喝了几口水，转头问我们：“最近，你们见到薄怀奇（鄂豫公学教务长）同志了吗？”我说：“没有。听说他在广州，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很坚强。只是还未‘出水’。”老校长沉默了稍许，感叹道：“怀奇是大知识分子，是个很优秀的领导干部。”接着，他又问及于江、张空凌、谢伟、胡泽桂、杨俊昭、周毓芳等同学的情况，我俩均一一据实回答。得知一些同学的情况后，老校长十分高兴，说：“你们这批学生有知识、有理想、有勇气，当年都是冒着风险参加革命的。鄂豫公学当年边学习、边支前、边剿匪，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当年，由于形势的发展，你们很快走向了工作岗位，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大家的情况如何？”

　　我和余开泰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着老校长的询问，归纳起来，大概是有20%的同学走向了县、团级领导岗位；40%的同学担任着基层领导；还有40%的同学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们意志上没有消沉，依然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没有辜负母校的教育、培养和希望。

　　听到这些，老校长感慨地说：“革命的路，人生的路，同样都是曲折的。你们俩代我转告鄂豫公学的师生们：第一，我没有忘记他们，向大家问好；第二，要以党的利益为重，相信党，相信群众，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好好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第三，欢迎同志们到北京时来我家玩。”老校长的话，令我们倍感亲切，无比温暖。几十年过去了，老校长的性格一点没变，依然关心着我们。

　　我第一次见到王树声校长，是1949年2月23日，在鄂豫公学开学典礼上的那一天。主席台上，身材魁梧的王校长身着整洁的军装，声音洪亮地对师生们热情洋溢地讲话。他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散会后，他来到我们学生中间，与小同学们一一握手。见首长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学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他亲切地问我们多大了？我们有的说16岁，有的说17岁，他笑着说：“好！正是干革命的大好时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要垮台了，建设新中国就需要你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哟！”他又问我们能不能吃饱饭？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吃得饱又吃得好！”他马上纠正我们：“不对，现在只能基本上吃饱，等全国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吃得好一些。”然后，他转身对身后的学校总务科长郑云星说：“他们是刚出家门的学生，难免想家，要保证让他们吃饱，吃热饭，想办法一个星期打次牙祭。”我们听了欣喜若狂，高兴地跳了起来。王校长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鄂豫军区司令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却像慈父爱护儿女一样地关心着我们。

　　这次短暂而热烈的会面，给我们鄂豫公学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6月2日，我们39名同学一起参军来到湖北军区独立三师文工团，驻扎在麻城阎家河。7月中旬，我们来到罗田滕家堡。当时，王校长是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大别山剿匪指挥长，也在滕家堡。他有个习惯，晚饭后喜欢和其他首长一起到村外的小河边散步。一天傍晚，我和战友谢伟到河里挑水，因为没有钱买牙粉，我俩挽起裤腿，下到河中间，用手挖河里的细沙擦牙齿。当我们漱完口、挑着水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小鬼，你们来，休息一下再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王副司令员和张体学师长在沙滩上坐着。我俩赶紧走到他们跟前，把水桶放下，向首长敬了一个礼。王副司令员让我们坐下休息，关心地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然后微笑着问张师长：“体学同志，你看我的学生怎么样？”“不错，很不错。鄂豫公学的这批同学有文化、能吃苦，剿匪勇敢，宣传工作也做得好。尤其是几个女同志，劳动观点强，经常给老百姓家里挑水，搞‘满缸运动’，部队和群众反映都很好。”张师长笑着表扬了我们。

　　“小鬼，你们是爱漂亮的女娃，我几次看到你们用沙子刷牙，那要不得哟。因为沙子刺激性强，把牙上的釉质磨损了，失去光泽，你们30岁时就变成老太婆的牙齿，多难看呀。”王副司令员半是严肃半是开玩笑地说。张师长在一旁插话说：“一是没有钱，二是即使有钱，腾家堡也买不到牙粉，不过，你们可以用盐水刷牙嘛。”王副司令员又问：“你们在家挑过水吗？”我们都说没有。他又接着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开始挑半桶，慢慢锻炼出来了，挑大半桶就行了，不要挑得太满。我看你们挑水的姿势也不对，不要双手抱着扁担走，那多累呀，再说挑水的样子也难看，要掌握平衡嘛。”说着，他站起来教我怎么个挑法。只见他用右手扶着扁担，左手摆动着，一条小扁担在他肩上一晃一晃地，很有节奏感，显得十分轻松。他走得很快，我连走带跑地跟上去说：“首长，让我挑吧。”他把扁担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又手把手地纠正我的姿势说：“抬起头，直起腰，不要怕疼，不要怕压，两眼平视，大胆向前走。”

　　就这样，跟着老校长，我学会了挑担子，以后部队大生产，我还当上了生产模范呢。

　　1950年，我调到省公安总队宣传科工作。初冬的一天，我陪烈属王炳英到黄鹤楼剧场看戏，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座位上。中场休息时，王司令员（1950年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忽然看到了我们，便走到后排来，亲切地与王炳英握手，问寒问暖。然后又问我：“陈源，你什么时候到武汉的？怎么不来看我？”我连忙向首长汇报说自己刚刚到省城工作，还没来得及约鄂豫公学的校友一起去看校长。他笑着点了点头，让我俩一起到前排去坐。我心想自己是普通一兵，哪能跟军区司令员和那么多领导坐在一起啊？便婉言谢绝道：“就坐这儿好，散场后好走，能赶上公共汽车。”王司令员开玩笑地说：“你要服从命令哟。”我只好从命，跟着他坐在第四排座位上。他一边看戏一边询问我们一些工作情况，还不时地问起鄂豫公学的一些校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戏散场后，他对身边的司机说：“先把她们送回家，我等你回来再走。”我俩再三推辞也拗不过他，只好坐上了车。

　　岁月荏苒，校长老了，又身染重疾，但他记忆力惊人，对鄂豫公学的很多人、很多事，都记忆犹新，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深怀眷念之情。重病之时，他心中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是鄂豫公学的学生，是青年人的成长和进步。

　　不知不觉中，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警卫员暗示我们不要再打扰校长休息。我们立即站起来告辞。校长发现了，批评警卫员：“你不要撵我家乡的客人嘛！”他还要留我们吃晚饭，想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和余开泰同志担心校长太累，执意告辞。我们向老校长深深地鞠躬，请他“多多保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老校长和夫人相依相携地站在病房门口，目送着我们。我俩一步一回头，直到老校长的身影渐渐在我们的视线中隐去……

　　没想到这次难忘的见面，竟成为与老校长的永诀。1974年1月7日，我从广播中听到“王树声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多么希望这是自己的耳误，然而这却是严酷的事实。难以承受的痛苦几乎令我窒息。听完广播后，我含着眼泪就地肃静默哀，将无限的哀思融入长久的、默默的悼念之中……

　　老校长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高尚情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谆谆教诲，他对同志真挚而又深沉的爱，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选自《党史天地》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