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一九四九

卢 俊（口述）  卢 纲（整理）

　　1949年元旦前后，淮海战役55万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南京蒋家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坐镇武汉、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以陆军上将、“华中剿总司令”头衔，挟张淦、张轸等兵团计30万兵力，握中南七省之地（包括两湖、两广、河南、安徽、江西），犹在鹰视狼顾，玩弄和战两手。

　　白崇禧一方面按兵不动，散布和谈空气，变更“剿总”之名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逼使蒋介石于元月21日引退，让桂系首脑李宗仁上台；另一方面下令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沿江设防，坚守武汉”，准备“焦土巷战”。当时所建蛇山北麓半山腰漫长的壕沟、铁丝网及大小碉堡残留多年，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还见过一群小学生从地堡掘出生了锈的刺刀、盒子炮，兴奋地口呼：“青菜萝卜大蒜葱（冲）啊!”真个似戏文中所唱：“黄鹤山前古战场，牧（蒙）童拾得旧刀枪。”

　　“中原厩马滔滔是，大地干戈处处同”，面临一场大战的阴影及民不聊生的乱象，湖北地方元老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包括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民盟发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抗战胜利返乡后，1947年我父母亲卢立群、朱世濂一家先住胭脂坪4号，周围有诗人曾卓与其父曾觉先（父亲卢立群旧友）、汉口火柴大王宋家、作家谢冰心几家住过。1949年，父亲与辛亥革命元老蓝文蔚（字汉凌）两家分居武昌粮道街44号前后两栋红砖小楼，蓝氏之兄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蓝天蔚，蓝天蔚任鄂西靖国联军将领时，与时任幕僚的董必武、朱钧（字石堪，我外公）结为民主革命中的战友。我母亲曾认蓝氏夫妇为义父母，故我称蓝氏为家爹。父亲卢立群是早年参加过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工矿实业建设家，曾在上海和日本学习研究建筑美学，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九一八事变后归国救亡，是20世纪30年代蛇山首义公园和武昌早期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拓荒者。对自己用心血建设的城市，他怀有更多的忧患、责任和坚守意识。

　　父母亲对我讲过一段几近湮没的往事：当年“和促会”借白崇禧“停战求和”的示意，推元老中的李书城及父亲为代表往河南中原解放区会晤二野、三野的刘伯承和陈毅。因李书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广西陆军小学学监，与白崇禧有师生一层关系；而父亲自幼寄居董必武家读书，参加过北伐和大革命，帮助董必武派来的陶铸创办汤池训练班，培训新四军高级干部和游击队骨干，与新四军高级干部郑位三、张执一等均为同学或故旧。然而途中，父亲突遭身份不明人员撞伤，行动困难，在客栈中鞋也不翼而飞，估计有特务于暗中所为。这才补派民盟的李伯刚前往，李伯刚是父亲原来在湖北省建设厅时的同事和朋友，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不料李书城回汉，白崇禧却托词不见，因白坚持“政治过江，军事不过江”的底线，仍妄想“划江分治”搞南北朝。白崇禧收起“和谈”，部署军事和大搬迁、大破坏。

　　当时武昌粮道街44号东侧有好几幢石库门高屋大院，青石天井后是木格扇门的大客厅，一拨拨国民党军队撤下来，在这里挤满排排地铺。当兵的席地而卧，吃着善后救济总署募来的美援过期食品苏打饼干，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化妆品、丝光袜及高跟鞋。茫然已无斗志的国民党普通士兵打开饼干罐，逗我们小孩吃，并往我们脸上抹胭脂，不知是否也在想念家乡妻儿。大部队军纪尚可，而后溃退伤兵和游兵散勇号称“吃光队”，则四处敲诈抢劫。听哥哥姐姐讲，他们见过有军官坐黄包车，下来就送车夫两耳光：“老子前方卖命，还要车钱？！”

　　44号西侧有栋灰砖小楼，住着国民党军汽车团李团长一家，门前场地停满了美式军用吉普、雪佛兰轿车、大巴士。李家的儿子大胖、小胖与我二哥卢健和我年龄相仿，常在一起打珠子、来洋画、挎撇撇玩。来洋画指用名片大小的彩图卡片赌输赢，挎撇撇则是扇地上的叠纸翻面定输赢。大胖有辆美制儿童脚踏车，他神气活现地从青石条街坡溜下，不料摔了个号淘大哭。而前途无望的李团长在小楼打麻将、发酒疯、抱头痛哭。地下党了解后通过牌桌上做工作，使李率部起义，带车投奔解放区。随后被编入解放军，继续南下去解放昔日的同胞弟兄，李团长也满口革命新名词：“兄弟我早就有共产主义理想。”

　　1949年年初，为反搬迁、反破坏，由地方元老出面牵头组成“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市政和工业建设，如水闸、堤防、水电厂、纺纱厂及水陆交通。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对市政和工业是内行，为保护城市努力出谋划策。民盟负责人周杰，公开身份是省参议员、大成路蘅青中学校长，经常来找父亲，一进门就喊：“卢嫂子，卢先生在吗？”然后两人就忙着出门奔走布置去了。父亲与李范一还在武昌民主路基督教青年会的大理石礼堂举办酒会，招待武汉大学全体教授及学术界人士，团结知识分子，维护学校和研究机构。李范一，曾任省建设厅厅长，湖北政界不爱官位、不爱钱的名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

　　当时学生们也很活跃，我大姐卢冰就读华中大学附中，华中大学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当时校址在武昌昙华林。化学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及学联活动，晚上上街贴标语。学生们传唱进步歌曲，如《古怪歌》：“田里种石头，灶里生青草，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苗家儿女》：“苗家要翻身，苗家要解放，我们交了捐，我们完了粮，为什么别人在享福，没有我们的份哪。”《山那边的好地方》：“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给你做牛羊。”谁都心知肚明，大别山那边正是解放区。

　　我和哥哥卢健还在读华中大学附设恩旭小学，浑然不知外面世界的动荡。遇见拉空袭警报和灯火管制，只留盏洋油灯，母亲将棉被铺在方饭桌上，让我们小孩躲在桌下，而自己仍从容地忙着做事。小孩不懂战事的残酷，在黑暗和鸣叫的警报声中发掘神秘和兴奋，当成在玩“躲猫”。飞机只撒了些传单并无轰炸，但家家窗户玻璃都贴有米字型纸条以防碎玻璃片伤人。

　　1949年5月15日，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张轸兵团在金口起义，白崇禧深夜仓皇南遁飞去长沙。5月16日和17日，汉口及武昌、汉阳相继解放，顿时万人空巷迎接南下大军，人们扭秧歌、踩莲船，唱着：“踩莲船嘛，哟哟，四脚尖嘛，划着。”还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粮道街44号侧的石库门大厅又睡下一拨大部队，不过这回换成了解放军。他们边帮房东挑水扫地，边教小孩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见人就尊称“老板”，而“同志”则成为时髦的流行名词。

　　四野司令部设在汉口黄浦路，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四野政治部正、副主任谭政、陶铸分任武汉市军管会正、副主任。红安人曾传六任中南贸易部部长。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陶铸、曾传六聘我父亲和李范一为工业部高级顾问，协助恢复工业经济，让工厂尽快开工，让工人能有饭吃。不久，董必武来函邀请蓝文蔚和父亲赴京，还推荐父亲作为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代表到中央任工业部部长，当时被推荐的还有杨显东、李范一及李书城。蓝文蔚因年老多病未去，而父亲由于负责的实际事务多，一时也走不开。其他几位老先生先行赴京，并参加了开国大典。李书城出任新中国农业部部长，杨显东任副部长。父亲则一直埋头工业生产，直至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

　　1949年前后，这段由风雨如晦走向天清气朗的日子已过去70年了，今天的武汉已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先辈们曾经的努力留下了些许历史记忆，作为精神传承还将继续下去!

　　（卢俊：卢立群三子，旅美华裔物理学家；卢纲：卢立群长孙，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