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乌兰牧骑的岁月

乌国政 口述 边境 整理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高度赞扬了他们取得的成绩，鼓励他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在新时代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赤峰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的发源地之一。1957年6月25日成立的翁牛特旗乌兰牧骑，是草原上最早成立的两个乌兰牧骑之一。乌国政是翁牛特旗乌兰牧骑第一任队长，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乌兰牧骑从成立至今已走过60多个春秋，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精彩的瞬间。

成立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是1957年在内蒙古草原上诞生的新生事物。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内蒙古地区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文化方面还相对落后。当时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人员分散，交通不便。特别是偏远的牧区，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十分匮乏，长年累月听不到歌声，看不到图书、电影。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提出，要对整个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事业进行调查研究，对如何发展民族文化艺术提出建议。

　　自治区政府决定，组织两个调查组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并抽调一些群众艺术馆、图书馆的文艺骨干到两个地方：一个是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这是畜牧区；另一个是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旗，这是半农半牧地区。调查组在这两个地方分别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和试点，又找了一些文艺骨干带着演出节目，带着图书、展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群众反映，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演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调查组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向自治区政府作了汇报。自治区政府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改造县文化馆，建立一支小型、精干、流动的队伍。节目形式短小多样，非常受群众欢迎。这支队伍的名字叫“乌兰牧骑”，翻译过来就是红色的嫩芽，象征着新生的事物，是革命性的火花。给队伍起名的时候，我们征询了群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乌兰牧骑”这个名字好。乌兰牧骑在内蒙古试点队就两个，一个在苏尼特右旗，一个在翁牛特旗。1957年6月，我在翁牛特旗参加了乌兰牧骑。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

　　乌兰牧骑的前身是地方文化馆。文化馆当时就两三个人，难以满足群众的文娱需求，乌兰牧骑正好适应了这个情况。我就从文化馆调到乌兰牧骑。当时乌兰牧骑一共也才几个人，正式职工和干部共四人，人手太少了。我们又在业余骨干里面调进来几个人，这样就是七八个人了，但人手还是少，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于是，我们又在业余队伍里面选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人才，扩充到12个人。开始不是以演出为主，还没有形成一个演出队伍，主要是以辅导为主，辅导群众业余文艺骨干，给他们办班，教唱歌，教跳舞，教乐器，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乌兰牧骑真正起家，是从群众业余文艺骨干里面成长起来的。经过训练的文艺骨干，培养出来以后，就与乌兰牧骑一起在村落所在地演出。很多的民歌、好来宝（蒙古族说唱曲艺形式）等，开始都是从群众业余文艺骨干里面，从一些老艺人手里学到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逐步进行独立创作，以后就单独演出了。当时，规定每年下乡演出六个月，演出150场，辅导50次，然后再教一些节目，和群众业余文艺骨干一起演出，冬天也不闲着。乌兰牧骑的根在基层、在牧区，我们创作的节目题材也来源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

　　乌兰牧骑以流动的方式，从苏木、嘎查到牧户，为广大农牧民送去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乌兰牧骑队员每到一个蒙古包演出，就给牧民们唱歌、拉胡琴、拉马头琴、说好来宝、说书，一说就是半天、一宿。第二天早上结束，我们再接着走。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后来给配了一辆小轱辘车、小马车。马车在平地还可以，到沙窝子里面就不行了，人必须下车，有的时候还得把行李卸下来，自己扛过去。我们统计过，乌兰牧骑在三年困难时期，平均一天要徒步40里地，迎风雪，冒寒暑，天天如此，这个地方演出完了，再到其他地方。乌兰牧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给广大农牧民送去文化生活，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由于长期在群众当中演出、服务，乌兰牧骑逐渐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们到马街，有一个老大爷视力不好，他出不来也看不懂。队员们知道了，就组织了一个五人小分队，走了20多里路专门去老大爷家里给他演出。还有一次到翁牛特旗白音花演出，有个老大娘瘫痪在床，腿脚不便。队员们琢磨，怎么才能让她也看到节目。于是，四五个队员轮班背着这个老大娘，到演出地点看演出，把她安排到最前面，演出完了又轮流把老大娘背回去。类似的事还有很多。有一次队伍走到八家西边，突然发现大山着火了，队员们马上扑向火场，有把衣服脱下来的，有把头巾摘下来的，还有拿柳条的，都去灭火。大火扑灭后，旗里广播说是我们乌兰牧骑把大火扑灭了，救了草场，记了一等功。老百姓骑着马，徒步跑，去看乌兰牧骑队员。还有一次在大兴演出，半路上遇到西拉沐伦河发大水，把牛冲了，屋子也冲了。演员们刚化妆还没演出呢，听这个消息马上卸妆，去受灾的地方和社员们奋战了大半夜，终于顶住了洪水。

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我们

　　三年困难期间，要精简机构。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乌兰牧骑保留下来，渡过了难关。1963年，内蒙古搞乌兰牧骑汇演，翁牛特旗乌兰牧骑也准备了一些节目。经过几年的锻炼，演员才艺更加丰富，还能自己搞创作。1963年去自治区举行汇演的时候，我们的演员和节目都是第一。

　　1964年，准备搞全国群众业余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文化部听说了乌兰牧骑的情况，建议内蒙古安排乌兰牧骑到北京演出。内蒙古组织了一个演出队，30多个乌兰牧骑选一个队，要求在基层怎么演，在台上就怎么演。我当时是乌兰牧骑的队长，心想到北京是好事，要是能见到毛主席就更好了。怀着同样的心情，队员们每天勤学苦练。我们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带去的节目里有个顶碗舞（头上要顶八个碗），训练了半年。顶碗舞是个民族舞蹈，那时候叫朝鲜族顶碗舞，后来考虑能不能改成蒙古族的舞蹈。我们有个老队员叫宋正义，他有点基础，也能吃苦，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五个多月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地练，终于把蒙古族的顶碗舞拿下来了。

　　乌兰牧骑代表队进京演出，一炮打响，得到了首都各界群众的广泛赞誉。《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七篇文艺短评和评论员文章，全面报道了乌兰牧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多年来艰苦奋斗、深入基层、全心全意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在全国文艺界和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进京演两场，内蒙古有这么个乌兰牧骑的小队，也算是进了北京了，没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看了。第一场是在民族文化宫演出的，各方面的领导都来了，毛主席、周总理也来看我们的演出了。第一场演出，乌兰牧骑唱队歌，就是《文化轻骑队之歌》。这个队歌是我写的，因为我熟悉乌兰牧骑的情况，当时内蒙古文化厅的负责人让我写，不到半宿我就写出来了。我们举着红旗唱这支队歌，观众掌声不断。就这样，我们的演出在北京大获成功。演出后，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我们。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特别激动，还和毛主席一起合影留念。周总理先后接见乌兰牧骑12次，我基本都参加了。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宴请乌兰牧骑，他鼓励乌兰牧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长期深入基层，和农牧民在一起打成一片，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演出。

　　后来，首都文艺界特别是海军宣传队、各省文艺团体，都要观摩乌兰牧骑，要求让乌兰牧骑到全国演出。周总理拍板，乌兰牧骑到全国27个省市巡回演出。原来我们打算演个两三场就回内蒙古了，结果演出了二十七八场。乌兰牧骑的演出轰动了全国，各地区都让向乌兰牧骑学习，而且不单是文艺界，还号召各行各业学习乌兰牧骑。从北京回来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基层去演出了。我们没有忘了牧区和群众，和过去一样继续为群众演出。我们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的情景向群众传达，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一年下去演出是六个多月，150多场。那时没有汽车，我们平均每天步行走沙窝子和草原60多华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演出，给群众带去各种图书、图片、幻灯片。乌兰牧骑如果离开群众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用农牧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去表演，再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歌颂共产党，把草原和北京连在一起。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