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云和于若木同志

赵天元

　　我是在陈云同志晚年到他身边工作的，十余年间一直作为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陈云和于若木是1938年3月在延安结婚的，他们风雨同舟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时至晚年，老两口感情弥笃，爱意更浓，是相亲相爱好夫妻的典范。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记在我心中。

爱在细微中

　　于若木对陈云的关心无微不至，事虽小，爱却深。

　　陈云的汗背心常常是不能再穿了，才让买新的。去买之前，于若木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给首长买得宽松一些，薄一些，要买60支纱的，穿着凉快，也舒服。”

　　给陈云做的新布鞋，刚穿时往往有点挤脚，于若木怕他穿着不舒服，每次都要自己先穿几天，直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再给他穿。

　　作为著名的营养学家，于若木为陈云的饮食生活提出过许多科学建议。1984年，于若木建议陈云吃点胡萝卜，说胡萝卜营养丰富，经济实惠，陈云欣然接受，从此，每天午餐都要吃两小块蒸熟的胡萝卜。陈云爱吃咸肉，而且爱吃肥点的，后来于若木跟他讲，咸肉在腌制过程中硝酸盐含量比较高，要尽量少吃。从此，他就不再吃咸肉了。陈云爱喝龙井茶，每年春天，于若木就给他买一点龙井茶，然后把茶叶放在装有生石灰的缸内妥为保存。有一年，于若木买来一种陕西紫阳县生产的“富硒紫阳茶”，她说硒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但考虑到陈云多年习惯喝龙井茶，于是尝试着在龙井茶里循序渐进地增加富硒茶，从此他就喝起了这种混合茶。陈云以前用的餐具及水杯，多是带小蓝花的陶瓷制品。于若木跟他建议，瓷器着色用的颜料中，含铅量高，长期使用对人体健康不利，陈云接受了她这个科学建议，就改用了纯白色的盘子、饭碗和水杯。

　　于若木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听她说，年轻时陈云和孩子们的毛衣都是她自己织的，孩子的衣服也全是她亲手做的。我曾听她说过：“在延安的时候，首长发的新棉衣我都要重新给他做一次，因为新棉衣的棉花装得不匀，有薄有厚。我再装的时候，就把背部装得厚一点，因为人冷的时候背部感觉最明显，背部最怕冷。背部装厚了，穿上有点像驼背，但那暖和呀。首长体质弱，受凉了容易感冒，穿上这棉衣就好多了。”她那里各种针线俱全，去外地时也都带着，陈云的衬衣、袜子破了，多是她亲手缝补。陈云不同季节薄厚不一的三条被子也是于若木做的。1979年陈云住北京医院，觉得盖医院的丝棉被很合适，于若木就让工作人员称了一下医院的被子，按那重量给陈云做了一条。陈云盖了以后说热，她就在春藕斋把绵被重新做一次，把丝绵一点点地揭开重絮，她一个人整整在春藕斋做了7天。一针一线里，缝进了她对陈云的一片深情。

爱在依偎中

　　陈云既是一位政治家、经济大家、党和人民的领袖，同时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人。他对于若木那浓浓的爱意，细腻的情感，更令人感动。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陈云和于若木紧密依偎的一张照片，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思绪就回到了当年。

　　那是1987年4月的一天，陈云在杭州考察工作，早饭后陈云一直在办公室看文件，上午10点15分，他走出房门，顺着西湖边那条路面粗糙的柏油路往东散步。那天他的心情格外舒畅、愉悦，边走边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第一次来杭州时，雷峰塔还没有倒掉。你们有谁见过雷峰塔？”周围的同志都摇起了头。他继续说：“那是1923年，那年我才18岁，比小米（注：陈云对作者的昵称）还年轻呢。”这时他笑着看看我，将右手转动的核桃握紧了作一个跷起大拇指的动作，脸上露出了对那风华岁月的眷恋和自豪。

　　他一路谈笑风生，步履也更显轻松稳健。走到湖边的一个小码头时，我看散步时间已过半，就提醒他往回返，这时他情绪正高，听了我的话反而故意抬高脚步雄赳赳地向前迈了几大步，这才返回。我们都笑了，他也笑了。

　　他说：“长征的时候就靠两条腿，所以鞋很重要，开始长征时我就准备了三双布鞋，出川前我把剩下的一双鞋送人了。长征时我走得很快，天亮出发，走100里天还没黑。脚上的老茧都磨出很厚。现在老汉没有老太太（他常这样称呼夫人）走得快了，在延安时我走得很快，老太太跟不上我走，气得她哭。”于若木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家笑了，他也笑了。

　　一阵清风送来含笑花的幽香，于若木情不自禁地说：“这香蕉花（含笑的别名）可真香啊。人们比喻花的时候，说真花好得跟假花一样，说假花好得跟真花一样。假花再好，也没有生命，没有花香。”

　　陈云说：“你这顾问（于若木是中国食品营养协会顾问）对花也有研究？”

　　“是呀，许多鲜花都是可以作为食品的，这玉兰花瓣就可以食用。”于若木指了指不远处一棵花蕾满枝的白玉兰给他看。

　　走到一棵盛开的桃花树前，他若有所思，停下脚步，对于若木说：“老太太，‘人面桃花相映红’呀。咱们都老了，儿孙一大群了。”

　　“咱们还不能算老呀。”于若木笑着说。

　　“不老？还红吗？”他问。

　　“红！还红！”

　　听了于若木爽朗的回答，他仿佛年轻了许多，精神了许多，动情地说：“好，还红。来，照张相。”遂伸左臂搭在夫人的肩膀上。

　　“再靠近一点！”大家都笑着，鼓动着。

　　老两口含笑侧头紧紧相倚，身边的同志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宝贵的瞬间。

爱在理解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从来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有搭过他的一次便车。

　　之后，于若木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单位在香山，离家很远。平时就住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后来有人就这件事采访于若木，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86年，已年届古稀的她，依然是常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如遇外面客人第一次来家，不认识家门，她就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去迎接。同志们劝她出去时派辆车或是有些事让同志们帮助她去做，她却总是笑着说：“没事，自己骑车也活动活动身体。”

　　1986年7月12日下午，陈云在散步时对我说：“老太太现在还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告诉她，年纪大了，还是小心点为好，摔了跤就不得了啊。她说就在近处骑骑。我说近处骑也得小心呀，不是年轻的时候了。26年在上海，我骑车过一个十字路口，正好前面有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碗面，我就赶快刹车，右手撑着了地，手肿了好几天。我手肿了没关系，要是撞着老太太，摔一跤，骨折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我说老太太呢，小心点好。”

　　陈云对于若木，其情真，其意切。但他一向严格要求着家人，对夫人更是如此。

　　1987年1月27日，是农历腊月廿八。午饭后，陈云问我：“今天吃什么了？”我说：“今天中午食堂会餐了，好吃的不少。于若木同志还送给我们一个大蛋糕。”他说：“老太太是食品协会顾问，这大蛋糕会不会是食品协会送的呀。你问问她，要是送的可得给人家钱，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

　　陈云每到外地，都跟我们讲要尽量减少地方上的负担，少给他们找麻烦。对家人他也是如此要求，每次外出，亲属中一般只有于若木陪伴。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之前，他总是嘱咐于若木按规定的标准，向地方接待部门交足伙食费和粮票。

　　于若木非常理解陈云，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她从不参与陈云工作上的事，涉及公事的场合，她也不出席，就如保密守则上要求的那样：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陈云对夫人的严格要求，于若木对丈夫的善解人意，正体现了他们模范夫妻的爱—一种特殊的爱。

　　于若木是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恭和蔼的老人。她十分信任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理解和尊重大家的劳动，并且积极配合大家的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于若木同志、于阿姨、于奶奶。她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总是客客气气地用商量的口吻提出来。她的房间到警卫值班室有几十米的距离，要拐几道弯，但她从来没有往值班室打过电话，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她都亲自来到值班室，总是先用“请”字，后说“谢谢”。

　　在生活中，于若木对同志们也非常关心。有一位警卫员家中遇到了困难，她知道后就送给这位警卫员400元钱，以解燃眉之急。有一年，一位已经调到别处工作的年轻同志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于若木听说后，又主动拿出400元钱去帮助这位同志。20多年后，这位同志依然十分动情地对我说：“于奶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十分感动。”在我孩子出生之后，于若木十分关心母子的生活，她托人买来鸡、鸡蛋、鱼等营养食品，并介绍带孩子的经验，嘱咐哺育孩子的注意事项，常常关心提醒。

　　于若木说：“你们尽心尽责地为首长服务，非常辛苦，我们家属帮你们点忙也是应该的。”

　　于若木每年都要代表陈云在家里请身边工作人员吃两顿饭。每当这时，她都要到厨房亲自安排，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吃好。

　　1985年12月29日，是星期天，下午，于若木在家里请大家吃涮羊肉。吃过饭，我去替换值班的同志，这时陈云正在散步，见我红光满面地走来，就笑着问：“怎么样，好吃不好吃呀？”他向夫人住的房间努努嘴，同时用手指了指，风趣地说：“老汉手里没钱，这都是于奶奶请客，营养学家嘛，应该好好让大家营养营养。”这顿晚餐不仅味美，感情更真。

　　陈云逝世后，我酝酿写一本书来纪念他老人家。于若木得知我在写书，每次见面都给我以鼓励并提供相关素材。书稿写成后，她又反复阅读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些让我十分感动，也给我以莫大鞭策。后来我着手刻制陈云书碑，几经努力，部分书碑面世之后，我把拓片送到了于若木同志的案头，她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欣然为此题书“云栖居”命名。在陈云和于若木精神的鼓励下，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精雕细刻，如今云栖居的陈云书碑作品已逾千方，我想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