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员的耳目”：我军司号制度的初创

何毅锦

　　在通讯落后的战争年代，我军很多命令都要靠号声来传达，所以司号兵也被称为“指挥员的耳目”。司号员充分利用军号这把“枪”，识别敌我，迷惑敌人，同敌人打起了心理战，为我军的胜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设立司号兵

　　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司号兵属于通信兵，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师和团编有司号排。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部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战斗频繁。战斗中，旗兵与司号员往往冲在队伍前列，遇到敌人火力阻击，每每伤亡很大，有些连队因此配备了两名司号员。红军很重视培训司号员的工作，经常举办各级号手学习班，从部队中抽调年轻力壮，肯钻研的战士学习吹号。吹号是十分耗费气力的工作，战斗中又起着传达军官号令、调遣全军的重要作用，因此司号员常与军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吹响军乐，气势磅礴。

统一全军号谱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沿用了国民党军的号谱。1931 年，叶剑英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由于红军作战和休息大多数是通过军号来发布命令，而红军的司号员们用的号谱也不尽统一，五花八门，这不仅不利于红军队伍的作战，而且也不利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为此，叶剑英在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
　　《通令》要求各军区包括鄂豫皖等苏区、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等文字。为保密起见，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换用新号谱后，人民军队的战士时时刻刻都听从军号的指挥，每天从起床、出操、收操、开饭、上课到熄灯，全部由军号传达指令。嘹亮的军号声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每个军人的血液。

“小号手”形象传遍世界各地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辗转万里经西安、保安，于8月中旬到红军西征前线即红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采访。一天清晨，斯诺和马海德来到南边城墙上散步，见一队号兵正在练习吹号，旁边还插着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上面的五星时隐时现。旗杆矛头上的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字耀眼醒目。这队号兵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是一群大孩子，非常可爱。斯诺看到这个场景，便拍了一张集体吹号的照片。他感到不满意，找到号兵教练说：“请你站到这里来，对着红旗吹号。”教练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长得很精神，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名叫谢立全。这时太阳从豫旺东塬畔缓缓升了起来，斯诺按下了快门，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他给这张照片命名“抗战之声”，并作为他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名著《西行漫记》的封面。红军小号手精神抖擞，吹响了前进的军号，旁边的红旗迎风招展，充分展现了红军旺盛的斗志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来源：《党史信息报》第1386期，摘编自《为革命立下特殊功勋的人民军队司号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