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围绕高考招生制度为什么会发生一场争论？

　　1978年5月，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围绕招生政策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1）反对者认为新制度中政审“主要是看本人表现”，是“违背了阶级路线”，是“忘了‘有成分论’的前提”，“排斥了工农子女”。支持者认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不应划在工农群众之外。（2）反对者认为，新制度中的“择优录取”，是复活了“高考指挥棒”，复活“智育第一”和“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认为，不能只在分数上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支持者认为，坚持学习的青年人，考出优异成绩，正是又红又专的表现。他们列举了24个省、市的统计材料，新生中党团员占71.9%，以证明绝大多数被录取者在政治上是好的。（3）反对者认为，1977年招生工作是：“卡了贫下中农”，“丢了多数劳动人民”，“工农成分降低了”，“屁股没有坐在劳动人民一边”。支持者也列举一些统计数字，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据24个省、市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新生总数的97.4%。

　　1978年5月11日，教育部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肯定了1977年招生成绩，批评了“择优录取是扩大三大差别”的观点。6月，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反对者的观点受到批判。6月5日，安徽省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对反对招生制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股“反动社会思潮”，是继续鼓吹“两个估计”。7月11日，《人民日报》以《安徽省教育工作会议开得有力》为题发表会议报道。9月，《人民教育》也发表安徽省教育局理论组的文章《评今春在招生问题上泛起的反动思潮》。

　　1979年1月，《人民教育》发表《择优录取与阶级路线》的文章，指出：学校的阶级由政权性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决定，无须用学生出身比例来证明“择优录取”的阶级性质。学生出身比例在现代社会不能说明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学校的工人子女比例很大，难道就能改变这些学校的资产阶级性质？择优录取本身就体现了政治标准：不是看出身而是看本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是基本政治立场与业务成绩的统一，而不是看空头政治。此后，围绕招生制度的争论基本结束。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