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经费从哪里来？

　　吃饭穿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革命者也概莫能外。八年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仅军队人数就由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余万人，那么，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的？

　　全民族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国民党政府的拨款。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陕北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编制为三个师4.5万人，国民党政府据此拨发经费。

　　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军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尚可维持部队所需。问题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到1938年10月，八路军人数达15.6万人、新四军2.5万人，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

　　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增加近10倍，但国民党政府仍按改编之初原编制拨发经费。这点经费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已是杯水车薪。为此，共产党方面一再要求增加编制和经费，可国民党方面不但一再拒绝，而且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方面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供给。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方面的第二项经费来源是国内外捐款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募捐是全民族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的重要来源。各抗日根据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如1938年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捐”，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

　　全民族抗战一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迅速开赴前线，并且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等一系列的胜利，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8年至1939年，上海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区开展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为新四军购买了一批药品和5万套军装所需布匹。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了数量不菲的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和其他物资，仅1936年12月至1939年2月，宋庆龄就向延安寄去了6万元法币。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一直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再向共产国际提出经济援助问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其番号，彻底断绝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供应，加之日伪军的“扫荡”和连续天灾，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一百万美元的款项。”中共中央这项要求不久得到了满足。

　　此外，发行公债亦是抗日根据地的一项财政收入，不过数量不是很多。1937年夏，陕甘宁边区发行过200万元法币的公债。1940年后，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如建立银行自行发行货币，成立贸易公司开展对外贸易（如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外销三边地区所产食盐，成立土产公司推销边区土产，换取日用必需品，经营进出口业务），办起一些小型工矿企业（如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生产），机关、军队开展生产，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所得，成为抗战后期各抗日根据地经费的重要来源。

　　1940年前，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虽然也很紧张，但总体来说尚可勉强维持。但是到了1940年年底，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由抗战之初的数万人发展到50万人之众，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系统和各种群众团体也健全起来，地方的脱产人员也随之增加。而蒋介石不但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还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根据地的货物人员往来。这样一来，大后方和海外对根据地的资金物资援助也几乎被断绝。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尽量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例如，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运动后，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经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边区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以救国公粮为例， 如果以1941年为100，1942年为82.1，1943年为91.3，1944年为79.4，1945年为61.5。边区救国公粮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43年全边区的公粮负担率为11.51％，1944年为9.14％，1945年为7.75％。救国公粮占财粮总收入的比重：1940年至1942年平均为52.23％，1943年至1945年平均为29.53％；农民缴纳的各项税收占财粮总收入的比重：1940年至1942年平均为60.65％，1943年至1945年平均下降为35.38％。经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达到了毛泽东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

　　（来源：《中共党史知识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