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学与南水北调

肖培新 潘启江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程，经国务院批准将于2005年内开工。消息一经披露，调水源头丹江口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水源地的人们不禁怀着深深的敬意，追忆中线一期工程的总指挥长张体学同志。
　　张体学，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以骁勇善战著称，曾被誉为“新四军第五师有名的开路先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等职务，始终保持着“铁军”本色，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社会主义建没事业鞠躬尽瘁，尤其是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土赶水”创奇迹
　　湖北江河湖泊纵横，素有“千湖之省”的称谓。千百年来，水灾洪涝一直困扰着湖北人民，世代流传着“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民谣。1935年汉江特大洪水，使汉江中下游16个县变成汪洋泽国，8万余人葬身鱼腹，损失极其惨重。
　　如何把流经湖北的长江、汉江管好、用好，根治千年水患，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张体学自1953年主抓全省的水利工作以来，曾多次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湖北的水利建设情况，在兴建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后，他积极建议开展汉江治理工程。汉江水患和北方缺水的状况，也同样牵动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心弦。1953年2月，毛主席视察南方，在“长江”号舰艇上召见有“长江王”之称的长委主任林一山，提出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的宏伟设想，并与林一山座谈，初步勾画出在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丹江口筑高坝抬升水位，引汉济淮济黄的“南水北调”方案。毛主席要求林一山“你回去以后，立即组织查勘”。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对“南水北调”工程最早的一次明确指示。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作为南水北调的第一期工程，争取在1959年做施工准备或正式开工，并将“南水北调”引汉灌溉工程并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时任湖北省长的张体学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程筹备建设中。为了争取工程在1958年上马，他亲自担任汉江丹江口工程委员会主任，动员全省力量，支持丹江口水利工程建设，促使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提前于同年9月1日正式开工。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张体学同志又担任总指挥长，常驻施工工地，现场指挥。开工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第一期围堰工程的方案确定问题。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导流工程十分艰巨，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工程设计时采取河床分期导流，第一期先围右岸河床部分，使江水由左岸河床部分下泄，然后进行右岸坝段的基础开挖处理，浇筑混凝土至100米高程左右，并形成12个导流底孔。由于右岸河床覆盖层厚，渗透系数大，为防止渗透破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设计时采用钢板桩方案，共需钢板桩1600吨。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不能生产这种钢材。原计划从国外订购，1960年交货。由于工程抢时开工，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为解燃眉之急，有工程师提出用木板桩代替钢板桩，用竹笼粘土木板桩修筑围堰。但经过现场实验，木板桩打进沙滩2米多深时即遇到大卵石层折断，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工程师杨铭堂根据过去治理黄河的经验，提出了以土赶水的办法。方案提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这既不符合工程技术标准，又没有理论依据，是一种冒险行为。他们认为丹江口工程必须采用机械化的施工方式，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开始施工。张体学对以土赶水办法的提出，感到很振奋，他认为在机械化施工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土法施工的方法应该考虑，他建议对此方法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并当即拍板安排进行试验。杨铭堂同志和其他同志通过试验，制定了以土赶水，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施工方案，即在围堰周围填土，中间填沙，外脚抛石填出水面，形成一个土台把水赶走，然后筑坝即成围堰。这个方案既不用钢板桩，也不用木板桩，只需大量人力移山填江。主要特点是将水下施工变成陆地施工，安全简单，群众易懂，可以保证工程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施工。张体学在审批时，认为这一方案完全适用于丹江口工程建设，大胆批准于10月1日正式启动第一期右岸围堰工程。到1959年2月，历时仅151天，右岸“以土赶水”围堰工程顺利完成，并完成深挖基坑34米，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