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陈修良的传奇人生

汪文忠

　　提起陈修良，上了年纪的革命老同志无不知道她的大名。陈修良是中共最著名的红色特工之一，她长期潜伏在南京这个被蒋介石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在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重任，她领导地下党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与国民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解放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临危不惧，陈修良机智获取军事密码本
　　陈修良1901年出生于宁波一个资本家家庭，她是一个极具叛逆性的孩子。虽然生在富裕之家，但陈修良却是个生活节俭，读书用功又能吃苦的人。1925年，24岁的陈修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在这期间，陈修良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走向了革命。之后，陈修良还担任过《少年先锋》的编辑，担任过向警予的秘书，在向警予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陈修良被中央派遣前往南京组建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
　　陈修良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而南京又是当时的首府。解放前夕，这个只有96万人口的城市，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达11万多，在册的警察有9700多人。蒋介石把南京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可想而知，要在南京开展地下党工作是多么困难。为了严防地下党的渗入，蒋介石对地下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从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受了8次毁灭性打击，到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后，整个南京基本上已经没有我党的地下组织。
　　在陈修良之前，国民党已经杀害了8位南京市主要领导。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陈修良并不害怕，因为她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46年春天，陈修良决定秘密召开一次地下党的重组会议。当时的南京市委只有5人：陈修良任书记，刘峰任副书记，朱启鸾、方休、王明远为委员。经过再三思考，会址选在了磨盘街45号。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主人是地下党员张杰的父亲，这个小院很隐蔽，是个可靠的会议场所。那是春雨绵绵的一个下午，从南京各处聚集在此的地下党人，聚精会神地聆听陈修良书记的会议发言。陈修良传达了毛泽东、朱德“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指示。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的解放战争悄然拉开了帷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情报的准确与灵通不但是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减少军民伤亡的重要条件。1946年5月，陈修良就专门设立了南京情报系统，并任命卢伯明为南京情报系统负责人。1948年，在南京情报系统的基础上，陈修良又设立了南京地下策反系统， 任命沙广威为负责人。这两个绝密系统都是陈修良单独联络，然后由陈修良向上海中共情报局报告。
　　南京是蒋介石的老巢，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一天下午，陈修良戴着一副墨镜去方休家里有事。方休是南京市委委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刚一见面，方休就小声告诉陈修良，他的妻弟刚从重庆来南京办事，妻弟是国民党高级特务，这次回南京要住一段时间。方休示意谈话小心一点。陈修良听了这个情况，马上向方休了解了他妻弟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得知了方休妻弟是国民党特务电台机要人员时，一个大胆的设想便在陈修良的脑中形成了。陈修良非但没有减少去方休家的次数，而是三番五次地去方休家里作客。有一天，当陈修良来到方休家里，方休悄悄告诉陈修良，他妻弟今天出差了，留下了一个手提包，经他检查一看，里面有一本军事密码本。陈修良听了兴奋极了，她果断地说：“马上把军事密码本交给我。”方休把军事密码本给了陈修良后，陈修良着急地说：“我要马上拿回去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下来。”陈修良拿着密码本回去找了两个情报人员争分夺秒地抄写密码本，用了整整3个小时才把密码本抄完。抄完后，陈修良又急匆匆地把密码本交还给了方休，方休又把密码本悄悄放进了妻弟的手提包中。在陈修良交还密码本的同时，她又派卢伯明亲自把密码本送到上海中共情报局。这是一本极其重要军事情报，党中央对陈修良获取这份机密情报给予了赞扬。
　　策反系统，秘密策动国民党空、海军起义
　　1947年后，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为了减少军民伤亡以及保护城市的需要，中央领导把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南京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古城，如果硬碰硬地与国民党武力作战，对南京古城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只要能够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不但保护了古城，也是减少军民伤亡的最好办法。1948年9月，中共上海情报局再次要求南京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为了尽快开展南京市的策反工作，中共上海情报局的李克农亲自指派沙文威与陈修良联系。沙文威是我党地下情报人员中的一名枭将，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汉口、重庆从事情报工作，他曾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讲习团”，是蒋介石信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按照中央的要求，凡是能够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都要一个不漏地列入策反系统名单中。南京市策反系统直接由南京市委领导。在这场策反工作中，第一个被我党策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愈渤。
　　愈渤是广西人，桂林失陷前后，愈渤亲眼目睹日本飞机对桂林的轰炸，让他发誓长大后也要驾驶飞机打击日本鬼子。愈渤读书很用功，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辍学在家的愈渤无意中得知重庆招收飞行员的消息，他便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块大洋就去了重庆。愈渤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后来，愈渤还作为优秀学员去美国进行飞行训练。回国后，愈渤担任了国民党轰炸机第八大队的飞行员。飞行员是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对空军向来视为珍宝。如果能够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愈渤是抱着报国之心考取国民党空军的，他成为飞行员后，非但没有参与轰炸日本鬼子，却被蒋介石派遣多次轰炸解放军。这让愈渤感到了无比的失望。愈渤低落的情绪很快引起了林诚的注意。林诚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特工，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空军医院的军医官。由于工作的需要，林诚经常为飞行员进行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聊天了解飞行员的心理状况，也是林诚的工作之一。经过多次接触，林诚觉得愈渤是理想的策反对象。经过几次试探性谈话，愈渤表示愿意加入策反系统。 愈渤告诉林诚，他这个轰炸机组共有5人，其他4人与他的关系友好，也是一样抱着报国无门而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飞行员，他完全有把握把另外4人也一起拉入策反系统。经过秘密策反，愈渤带领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等人一起，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愈渤等人的驾机起义，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极大轰动。就在蒋介石恼羞成怒的时候，南京市委的策反系统又将目标瞄准了国民党的海军部队。沙文威向陈修良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民族自尊心很强，是个可以争取的策反对象。而“重庆号巡洋舰”是当时国民党最先进的军舰。邓兆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无能早就产生了反感，他早就看到了共产党一统天下的趋势，也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陈修良有意安排南京地下党骨干毕重远，进入国民党军舰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经过毕重远的多次秘密交谈，邓兆祥表示愿意为解放中国效力。经过多番磨难，邓兆祥于1949年2月25日凌晨驾驶军舰顺利驶向了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