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

　　朱德在接受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时，曾经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而刘伯承与我则是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刘伯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获得了新生。
　　1923年秋冬，已成为川军名将的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他承受着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身体极度虚弱。大量失血使他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左腿肌肉明显萎缩，很难伸直。然而，他硬是战胜了伤残，站立起来，甩掉拐杖，显现了无与伦比的意志与坚强。另一方面，精神的苦恼始终困扰着刘伯承。在因伤离开部队后，其部队的战事每况愈下，危在旦夕。刘伯承对军阀混战早就心生厌倦，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伯承躺在病床上，说客络绎不绝。他的好朋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前来传话，说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吗？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在刘伯承最苦闷的时候，他的两个好朋友，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吴玉章，一个是杨闇公。
　　吴玉章一向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他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又结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
　　吴玉章、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经常探望刘伯承，与刘伯承促膝长谈，并送给他一些进步书刊阅读。他们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政治问题，他更是格外谨慎。有一次，他的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在与刘伯承交谈时，诚恳地劝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杨闇公也在座，并对此寄予希望。令他们意外的是，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不仅没有责怪刘伯承，反而更加敬佩他。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的选择，但一旦确立，就坚定不移。这也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现。为了摆脱外界的干扰，刘伯承转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的家里，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吴玉章也辗转到了犍为，向刘伯承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坚决斗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诚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刘伯承听了之后，怦然心动，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去实地考察革命形势，考察中国共产党，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坐火车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赵世炎随即介绍自己的老师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刘伯承还是没有立即随吴玉章入党，而是继续观察、思考。5月，他们带着赵世炎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拜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向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加深。
　　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杀害工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许多商人罢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半年多来，刘伯承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通过实地考察，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在救国救民，决心跟共产党走。
　　7月，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
　　（节选自《我为什么入党：四位先辈的信仰选择》一文，《党史纵览》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