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在上海辅德里居住的那些风云岁月

范建英

　　李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1921年4月入住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到1922年11月离开，李达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但却在这里筹备中共一大，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建人民出版社，创办平民女校，为党中央提供集中办公地点。李达在这里全面开展宣传出版、妇女教育等工作，集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谁建议中共一大“转场”嘉兴南湖？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上海，首先去寻访陈独秀，经与陈独秀交谈，彼此在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随后，他加入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2月，书记陈独秀应陈炯明之约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担任中共发起组的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发生争执，辞去该职，由李达代理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临时中央作用，统管着党的全局工作，实际上成为了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
　　李达自回国后先是住在陈独秀二层楼寓所的亭子间。而已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会悟也住在陈独秀寓所内，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因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走到了一起。1921年4月，李达与王会悟结婚。婚后，她们搬出陈独秀寓所，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李达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书记，一方面从大局出发，维护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勇于挑担，履行代理书记职责。李达在辅德里居住的日子正是他全面主持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的时候，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完成中共一大的筹备实属不易。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会见，李达报告了上海及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工作情况，国际代表认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李达代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则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陈独秀没有参加，李达实际上担负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一方面，李达参加了会议重要文件的起草，中共一大的“文件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组成”。另一方面，他为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煞费苦心，与新婚妻子王会悟联袂解决处理外地代表的食宿和大会的会务工作。他们经过周密布置，最后将一大会址选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将外地代表的住宿地设于法租界博文女校（原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住宿地方与开会地方紧紧相邻。大会召开期间，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中止。王会悟建议将会场转移，因为她的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采纳了这个建议，会议最后一天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代表们被分批安排转移，会议的顺利召开得益于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妥善安排，对代表的转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藏在灶头柴堆里的人民出版社器材和出版物

　　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至此，李达担任起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开辟扩大党的宣传理论阵地的任务，这一时期他参与《新青年》的撰稿，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建人民出版社。
　　据李达回忆，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
　　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李达为刊物撰写、翻译了许多重要文章。《共产党》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成为党在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李达个人在《共产党》上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社会革命底商榷》《告中国农民》《世界消息》《短言》等长短文共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到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刊物 “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
　　在辅德里居住期间，李达潜心研究党的宣传理论，以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等处发表大量文章。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就靠给商务印书馆写稿拿稿费补贴。李达还“曾动员沈雁冰等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稿费全部作为党费，用于编辑《共产党》”。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及时向全国各地早期共产主义分子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建党学说，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为加大党的宣传工作力度，扩大宣传舆论，中共决定创办党的出版机构，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鉴于一大后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自然由李达组织创建，负责撰稿、译稿、校对和发行等工作。在李达的积极谋划下，1921年9月，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应运而生。人民出版社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为主，着重介绍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革命事迹。
　　“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为了保密起见，所出版的书籍上印成“广州人民出版社”，社址则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其实，这只是对付当局的书报假地址，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才是当时人民出版社的真正社址。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指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在当时可谓困难重重，但经过半年时间，成果显著。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在李达的带领下，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劳农会之建设》《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李卜克内西纪念》等15本革命书籍。
　　在李达家的灶间里有一个烧饭的灶头，灶头旁堆满了木柴，人民出版社的印刷器材和出版物就藏在木柴堆里。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发行都由李达一人承担。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达所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仅仅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印出这样一大批书籍和宣传品，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出开创性贡献。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说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