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故事（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枢，也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选举产生一个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所写的，就是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的故事。

六大“唯成分”论教训极其深刻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说他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做党的最高领导人几年的情况也语焉不详，有的则对他叛徒的结局有简单交代。
　　过去有些杂志发表介绍向忠发的文章，说他是“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挂名”。而他个人品质恶劣，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叫杨秀贞的妓女整天在他的住处鬼混”。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既然向忠发是这样一个既无能、道德品质又坏的人，为什么会被推出当领袖？这的确很让人费解。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对向忠发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说他出身贫苦，但粗通文字。他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正因为如此，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但他并没有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他作为一线的工人领袖为许多人熟悉，难以抛头露面开展工作。他真正出名是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以后。
　　在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
　　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同样如此。
　　布哈林在党的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另外，向忠发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并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在总计36名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共有工人21名，占58.3%，成为中共历届中央领导成员中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届。这些人中确实有少数素质不高，其中有7人后来叛变了革命。对此，周恩来评价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虽然工人成分占了绝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特别是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36.1%；后来有9人叛变，占25%。“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