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武汉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王兴华

　　刘伯承1892年出生在重庆开县一个贫困农家，自幼勤奋好学，才智过人。从老师口中，他知道了武汉、上海的热闹场景。车水马龙的大武汉，是幼时刘伯承心里的一个梦。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宾来客往。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
　　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
　　刘伯承感到武汉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头。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人员，都面临着一种抉择：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中共党史专家薛庆超介绍，这时，刘伯承去拜访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吴玉章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等座谈。周恩来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共产党的召唤。
　　刘蒙说，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这些来客，刘伯承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一一谢绝。
　　7月20日，谭平山（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曾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李立三、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33年在上海被叛徒出卖，同年在南京英勇就义）、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决定于当月28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央临时常委会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随后，中央临时常委会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薛庆超介绍，周恩来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按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他还特地在武汉《国民日报》刊登新闻：“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恩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被派遣任长江局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
　　刘伯承说，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一百五十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多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在武汉工作。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刘伯承之子刘蒙曾参与《刘伯承传》的编写。他说，父亲在武汉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昌起义前后。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于身体原因，来汉寥寥，自己后来也曾实地寻找过当时的足迹，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未有收获。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7年第7/8期）